摘要：本文采用Edwards的均衡汇率模型，拟合出人民币自1981到2006年间的均衡汇率水平，并结合趋势外推法估算2007年到2012年的人民币均衡汇率和人民币升值压力；在此基础上，采用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MCHUGE模拟自2007年至2012年中国政府采用逐年累进冲击的方式对人民币升值后中国对外产业经济的变化。模拟结果显示：人民币的小幅度渐进式升值可以在保持中国经济平稳运行的前提下释放人民币升值压力，同时可以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有利于出口竞争型企业的发展，但从事初级产品生产的产业将受到不同程度的负面冲击，产出水平和就业都有所衰退。
关键词：均衡汇率，CGE，MCHUGE，产业经济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近年来，人民币汇率制度受到严峻的挑战，日美等国认为人民币汇率被严重低估，要求人民币升值，由此关于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的合理性的研究层出不穷，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Robert.Mundell(2003)指出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至少将产生六大影响：首先将给出口带来极大的危害；第二，将使中国通货紧缩面临更大的压力：第三，导致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下降；第四，降低中国企业利润率，增大就业压力；第五，出现财政赤字和银行呆坏账的可能性增加；第六，人民币升值将影响中国货币政策的稳定。Krugman(2003)指出，除非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否则没有任何用处，但显然人民币大幅度
升值是现在的中国不能接受的。Mckinnon和Schnabl(2003)认为，浮动汇率制度会导致人民币不断升值，从而使国内陷入严重的通货紧缩。
林伯强(2002)、施建淮和余海丰(2005)研究了人民币均衡汇率及其错位的测算问题；万解秋和徐涛(2004)分析了汇率调整对就业的影响，张曙光(2005)分析了人民币升值的成本—收益；何新华、吴海英、刘仕国(2003)借助结构型宏观经济季度模型对人民币升值在宏观经济上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模拟分析，结论是，人民币升值将会产生清晰可见的J曲线效应，升值会带来明显的通货收缩压力，从长远看，即使人民币升值15%也不会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产生严重危害，最后的政策结果表明，渐进式升值优于瞬间大幅度调整；涂永红、承列(2002)以综合的名义有效汇率波动为对象，建立数学模型，定量分析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变动对我国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对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升值进行敏感性分析，他们认为，人民币适当升值能提高其对外的综合购买能力，有利于增强我国从全球获取资源的能力；刘艳辉、张静、汪寿阳(2003)从正反两面探讨了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他们认为，人民币升值的负面影响才是主要的，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出口增长受制约；不利于吸引外资和加工贸易升级；不利于缓解通货紧缩：不利于缓解国内的就业压力；不利于货币政策的有效发挥；影响国际收支平衡和金融市场稳定：范金、郑庆武(2004)用社会核算矩阵技术对中国人民币升值—宏观经济影响进行了情景分析，其主要结论是：第一，人民币升值并不会改变中国的贸易顺差状况，同时还可以改善1999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状况恶化的现象；第二，FDI对人民币升值呈中性
特征，人民币升值对国际游资有一定的吸引作用；第三，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居民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升级，但对严峻的就业形势无疑是“雪上加霜”：第四，人民币升值对提高政府收入水平，增加中国的总体经济存量水平是十分有利的；第五，人民币升值对GDP的影响不大；耿伟(2006)利用协整检验方法考察了1992年1季度-2003年1季度人民币实际汇率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所考察的各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存在唯一的长期均衡关系，这种长期均衡关系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民币升值是适应中国宏观经济内外平衡所必须的，升值不会对我国宏观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廖国民、郑东(2006)通过实证分析认为，汇率
短时期小范围变动对经济不会造成大的影响，但是并不意味着汇率长期或大幅度变动对经济没有大的影响。
总体看来，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有利有弊的，其弊端主要表现在对外贸易、就业、货币政策实施等方面；但对提升产业结构，增加经济总体存量水平是有利的。大部分学者都一致认为人民币升值是不可避免同时也是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并且短期内小范围的升值不会对我国经济产生太大的影响。
但上述研究多基于传统的单方程计量回归模型，对于目前逐渐溶入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国经济而言，汇率变动对中国经济影响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应用一套综合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可计算一般均衡(
Computational General Equilibrium-CGE)模型将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由抽象的理论形式转变成一个可计算的实用模型。它借助方程、变量以及经济系统的真实数据，用模型语言复制出现实经济系统后，可全面定量分析经济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CGE模型的一般均衡框架使它能描述多个市场和机构的相互作用，可以估计某一特定的政策变化所带来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以及对经济系统整体的全局性影响。因此，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是研究这一问题的合理选择。
Sherman(2003)较好地综述了汇率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中的作用，是“实际”变量、“宏观变量”还是“金融变量”。Rod et.al(2006)利用动态CGE模型讨论了中国经济增长(人口、生产率、开放程度等)引起的实际汇率的变化，系统地分析中国实际汇率的决定因素。Rosensweig and Taylor(1990)运用CGE 模型研究泰国的外资与内资组合问题等。Kim和Moon(2001)尝试利用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研究韩国工业结构与外汇储备问题。其基本模型框架基于ORANI-F，并对国内产业的供给函数进行重点区分，刻画了韩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特征，模拟了不同汇率条件、不同利率条件下的韩国经济发展状况。历
史模拟结论表明韩国工业基础建设薄弱是造成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Maldonado et.al(2006)将外汇储备的预期损失率作为外资投资的风险因素，内生化处理外商直接投资，分析巴西在不同自由贸易区下(ALCA与欧盟)的外商直接投资流量。整个分析是建立在“normal”时期，即不存在外汇风险的时期。建立货币金融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另一个优势是可以灵活分析不同的汇率制度，适用于汇率政策处于转型期的研究，如Alan(2001)的博士论文。该文运用静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研究阿根廷的汇率政策、资
本控制和经济的稳定性。在汇率政策方面，该文分析了固定汇率政策和浮动汇率制度两种情形，而这两种汇率制度在模型中的实现方式是外汇储备与汇率变动的内外生的互换。其中，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的相互作用是通过银行借贷实现的。研究结论表明无论是固定汇率制度还是浮动汇率制度，在外生金融冲击下都能有条件地减少对阿根廷宏观经济的冲击。国内方面，刘元春、钱宗鑫(2006)建立了加入金融部门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不同人民币汇率升值方案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魏巍贤(2006)改进了Devarajan(1994)的1-2-3模型，引入了汇率变化影响机制，研究中国
名义汇率升值2.5%、5%、10%、15%、20%时对中国宏观经济、部门的影响。该
模型在以国内价格为基准价格的条件下，构建了名义汇率变动决定方程，模型求解通过实际汇率与贸易平衡的内外生变化以实现。
但是，美中不足的是国内关于研究汇率升值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都是静态模型，只能比较静态分析人民币升值前后的经济影响，不能动态分析人民币升值对未来每年的经济影响。比较静态分析建立在经济结构变迁不大的基础上，而中国是正处于经济转型期，结构变化大是近年来发展的主要特点。因此，建立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分析汇率问题将更有效率。
本文首先利用Edwards模型计算真实反映中国经济运行的人民币均衡汇率。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没有局限于理论上的测算，而是在Edwards均衡汇率测算结果的基础上采用MCHUGE模拟自2007年至2012年
中国政府采用逐年累进
冲击的方式对人民币升值后中国对外产业经济的变化；然后从宏观到微观进行了详细模型结果分析：并最后给出本研究的结论。
二、基于Edwards模型的人民币均衡汇率测算
当前，人民币均衡汇率实证研究的方法主要有基于购买力平价的均衡汇率实证模型和一般均衡框架下的单方程协整模型，本文采用Edwards均衡汇率模型对人民币均衡汇率进行测算。人民的名义谁是内鬼
Edwards模型是一个关于小型开放经济的跨期一般均衡模型，时间限于两期，分别表示短期和长期的经济行为。在此基础上社会中存在可交易的贸易品和非贸易品。模型内部均衡定义为所有非贸易品市场出清，这是一种静态的均衡。若一国经常账户余额的贴现等于零的跨期预算约束能够满足，则达到了外部均衡。外部均衡意味着经常账户余额同长期可持续的资本流动是相一致的，这是一种动态的均衡。上述两个条件确定了唯一的均衡汇率。Edwards模型实证分析的核心就是过滤掉名义汇率变动以及货币、财政政策的改变对基础面造成的影响，以此来确定均衡实际汇率。其基本模型可表示为：
其中，e*为实际有效汇率，FUND为基本面因素向量。考虑到实证分析的可操作性，结合逐步回归的结果，与均衡汇率测算相关的变量有：BEER一国均衡汇率：TOT贸易条件；OPEN开放度，GEX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FR外汇储备占GDP的比重。
本文根据IFSl981到2006年间的相关数据对这期间的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进行拟合，其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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