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明清时期线装书的封⾯通常以⽂字为主，⽂字元素在封⾯上有较固定的位置。鸦⽚战争以后，在中国遭受西⽅列强压迫的历史危机背景下，⼀场渗透着中国知识分⼦救国图强情怀的汉字改⾰运动开展起来。
五一过路费免几天防灾减灾标语中国知识分⼦借鉴⽇本明治维新的经验，着⼿改良中国教育。普及教育的⼀个关键问题是改⾰中国繁琐复杂的汉字。于是在清末民初兴起了采⽤拼⾳⽅式改良汉字的“切⾳字运动”。20世纪初，出现了汉字改⾰的激进主义主张。谭嗣同等⼈提出了废除汉字的主张，这种主张受到国粹派章太炎等学者的强烈反对。
这场争论对五四时期的有识之⼠产⽣了较⼤影响。1915年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提倡新⽂学，反对旧⽂学；提倡⽩话⽂，反对⽂⾔⽂。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许多关于⽂字改⾰的⽂章，⽂字改⾰成为五四新⽂化运动的重要内容。1920年2⽉1⽇，钱⽞同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三号发表《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提出：“对于汉字形体的改良……选取普通常⽤的字约三千左右，凡笔画繁复的，都定他⼀个较简单的写法”。五四时期，钱⽞同、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对⽂字改⾰都发表了⾃⼰的看法，都认为要对汉字进⾏整体改造甚⾄废除。五四时期知识分⼦⽂字改⾰的讨论，促使北京政府建⽴了国语统⼀筹备会，成为领导⽂字改⾰⼯作的主要部门。
1922年钱⽞同在国语统⼀筹备会上正式提交了《减省现⾏汉字的笔画案》。1934年，钱⽞同起草了“第⼀批简体字表”，共2300多字。1935年，民国政府⼤学院公布了其中的324个字，此为史上官⽅公布的第⼀批简化汉字。但由于遭到强烈反对，便于第⼆年“暂缓推⾏”。骊歌行傅音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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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同（1887-1939）
《国语⽉刊（汉字改⾰号）》国语研究会编
1912—1949年的民国时期，中国书籍形式受到西⽅较⼤影响。许多书籍封⾯采⽤了新版式，即综合使⽤⽂字、图形、图像等多种元素，注重使⽤图形、图像，⽂字位置更为灵活，呈现出新的视觉效果。从⽂字使⽤看，尽管民国时期有种种⽂字改⾰的呼声和提议，但书籍的封⾯⽂字，⽆论印刷体还是书法体，仍沿⽤着传统繁体汉字。
颜子菲《桃园》1928
《故乡》1926
《古诗源》 1934
恋爱起步价《读和写》1936
新中国的成⽴为⽂字改⾰创造了适宜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国⼈⼝众多，增加识字率和⽂字的统⼀成为迫切要解决的任务。建国后开始的扫盲运动中，暴露出繁体汉字在字多、形繁、读⾳多，难认、难读、难写等诸多⽅⾯的弊端，中国汉字改⾰势在必⾏。1956年国务院公布了《汉字简化⽅案》，对繁体汉字进⾏简化。为减少改⽤简体字可能引发的社会震动，简体字分四批陆续推⾏。1964年，⽂字改⾰委员会出版了《简化字总表》，共2238个简化字。简化字主要有两种，⼀是源⾃俗字、古字、草书等；⼆是⽤同⾳字或近⾳字取代。按有关规定，除翻印古籍和其他特殊原因外，繁体字应在正规印刷物上停⽌使⽤。
从1956年后出版的书籍可以看出，正式出版的印刷书籍⼤都按照规定使⽤了简体字。但出版物上的书法字体仍然使⽤繁体字，很少使⽤简化字，并未因⽂字改⾰受到⼤的影响。这种状况⼀直持续⾄今，形成了1956后在⼴泛使⽤简体汉字的中国⼤陆环境中繁体书法字仍然保持使⽤的特殊现象。
出版物上繁体书法字的保留体现了对传统⽂化价值的体认和对中国书法艺术的敬意。汉字是中国历史⽂化传统的产物，也是这⼀历史⽂化传统的重要载体。从历史⽂化看，如⾦⽂的书体体现了特定社会历史阶段⽂字使⽤的社会政治⽬的、⽅式以及⽣产⼯艺等多重历史⽂化内涵。从艺术表现看，繁体字笔画复杂，为汉字形象丰富多变的表现⼒提供了基础，⽐简体字更具审美韵味。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
从王羲之、颜真卿、张旭、怀素，到苏东坡、赵孟頫、⽂征明、董其昌，书法⽂字的⼀笔⼀画都积淀着历代书者对中华⽂字的体味与内在精神表达。繁体书法字所携带的特定历史⽂脉与审美内涵，是简体字所难以体现的。在实⾏简化字之后，在普遍使⽤简体汉字的社会⽂化环境中，繁体书法字⾃⾝的独特性更为突出，其⽂化艺术内涵也更为凸显。因此，在书籍封⾯上使⽤繁体书法字对于传承中华历史⽂化，彰显传统艺术的魅⼒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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