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编不等于且不可能等于再现
董二奎
张艺谋妻子河南理工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中文2008级3班
[摘要] 文学作品与影视创作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样式。文作品的材料是语言文字，影视的材料是视听形象。从文学到影视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从一种艺术形式转化成另一种，绝对的重现是不可能的。阅读原著与欣赏以此为脚本拍摄的电影的感觉总是不一样的，很多时候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是再自然不过的感觉了。一部文学作品由抽象到具象或者说由平面到立体（观者由间接联想到直观感知），为什么就“变味儿”了呢？这里，我谨以《影视文学》课本中关于“改编原则”一节的论述为理论依据，以我喜欢的作家余华的小说《活着》同以此小说为脚本拍摄的张艺谋的电影《活着》两部艺术作品在主题方面（余华的《活着》与张艺谋的《活着》有诸多不同，在此，不一一赘述，仅选择其主要（核心）的不同点—主题来阐发）的不同为具体材料（例证）来粗浅地阐释（证明）：“改编不等于且不可能等于再现”这条
黄金定论。由于本人的理论素养与实践经验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提高，以下论述不免纰漏层出，望与姚老师和同学们奇文共赏，疑义相析。
[关键词] 改编 再现 文学作品 影视作品 再创造
基本观点：电影《活着》注重时代背景对个体生命的影响，小人物的命运在历史大潮中的不由自主；小说《活着》注重个体生命对命运的承受力和承受态度。两者都关涉生命、命运的话题，但前者着眼于社会历史层面；后者更关注人性层面。
理论依据：改编不等于再现；改编是为了表达导演的意图，获得新的解释。
论证：以下将从内容、叙述方式、语言、创作风格等方面展开对比论述
一、小同大异的内容
小说名为《活着》，实为“死亡”的集合（父亲气极猝死，母亲想儿而逝，儿子抽血夭折，闺女难产离世，妻子抱病而亡，女婿工伤致命，外孙吃豆噎死等）。作者几乎将主人公置之死地，富贵遭遇了世间所有的痛苦与绝望。从此他的思想和情感凝固了，像“植物人”一样活着。
生亦何欢，死亦何苦?老富贵最终“畜生”般的活着，行尸走肉一般。在这里，希望和绝望已经没有任何区别，富贵只是静静地活着，不为别的什么，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
电影《活着》中，张艺谋似乎“仁慈”了许多，其主人公的遭遇远远不如小说描述的那么悲惨。这不仅是由于影片含量（时间）、技术、表现手法等客观因素的限制，更是由于作者与导演的创作意图、人生体验（感悟）等主观方面原因的不同造成的。影片中虽时刻伴随着家破人亡的悲痛，但活着的希望始终绵延不断，特别是“大团圆”的结局（富贵一家经历无数的风风雨雨，终有三代四口人活了下来，享受着家庭的温馨和活着的幸福）。
电影《活着》中富贵既有失去之痛，更有活着的希望和动力；而小说《活着》已无所谓绝望与希望，富贵对死亡或者说活着已经是毫无知觉，就像是注射了麻药的病人对疼痛毫无感觉一样。
内容是作品主题的反应与表达。只有更全面解读文本与影片内容，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主题。两部作品的内容可以说是小同大异。也许只有经历过人世间一切悲欢离合，才会更接近生命的本真，才能确实理解“活着”。我们可以说余华与张艺谋对“活着”理解的深度不同，但我认为更为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二者的视角不同，创作出发点不同。
二、叙述方式大相径庭
小说中，作者采用“无我的叙述方式”。从“我”到富贵（小说开头，由“我”引出主人公富贵），又从富贵到“我”（结束全篇之目的），富贵异常平静地将自己悲惨的一生娓娓道来（从容地，很自然地述说）；作者刻意排除主体对苦难人生作明确的价值评判和情感渗透,好像站在“非人间的立场”,客观冷静地叙述人间的苦难。小说中压抑灰的笔触，使人几乎屏住呼吸视听。当我稍想轻松些许，命运的打击波便接踵而至，整个社会在余华的笔下都集体痛苦麻木着。
电影删去了“我”这条线索，采用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展示人物命运，使观众只能看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进入身临其境的逼真状态。影片通过字幕“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及“以后”直接表现上世纪中叶中国历史现状：解放战争、、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历史给了影片和片中人物广阔的发挥空间，故事皆在历史背景下发展，人物的命运都与之息息相关。
余华用一种近乎冰冷的笔调叙说述说“活着”，超越了包括社会历史的一切。而张艺谋就是从时代、社会的视角，述说个人在社会历史的大潮中身若浮萍，毫不由己。
三、言语视角与目的不同
两者言语随都有平实、生活化的特点，但言语的视角与目不同。
小说语言平实、生活化，富于对生命、人性本真最朴素的表达。如：“做牛耕田，做狗看家，做和尚化缘，做鸡报晓，做女人织布，哪只牛不耕田？这可是自古就有的道理，走呀，走呀。”等等。小说中对历史事件的描述只是描述而已，不曾透漏作者的主观评判。
电影中语言的政治历史彩浓重，与布景、声音等配合，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不论是二喜对着毛爷爷头像义正严词地说“他老人家，我把徐凤霞同志接走了”，还是牛镇长一块钢铁三个炮弹的打法：“第一发炮弹打在蒋介石的床上，第二发炮弹打在蒋介石家的饭桌上，第三发炮弹打在蒋介石家的茅坑里。”等都是对当时社会现状的一种还原。再如“小鸡长大了就是鹅，鹅长大了就是羊，羊长大了就是牛”“牛之后了呢？”“牛之后就是共产主义了。”等反应社会环境、历史事件的句子不胜枚举。
余华与张艺谋都描写社会历史，但其视角和目的不同。余华是以超越时代社会的姿态冷静客观地描绘社会历史(可以说是为了描述历史而描述历史)，其侧重点不在于社会历史对个人的
影响；而张艺谋则是站在社会历史层面上临摹（再现）社会历史，其目的是再现历史，强调社会对个人的影响，有针砭时弊的意味。
张艺谋在《活着》中着重表象个人在社会中受限制，不自由；而余华则着眼于命运，展示了个体生命对命运的承受力。
四、创作风格（规律）不同
作家的创作风格和规律对于我们理解其作品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作为先锋小说的领军人物余华并不是一名多产作家，他的作品以精致见长。作品以纯净细密的叙述，打破日常的语言秩序，组织着一个自足的话语系统，并且以此为基点，建构起一个又一个奇异、怪诞、隐秘和残忍的独立于外部世界和真实的文本世界，实现了文本的真实，小说《活着》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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