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张艺谋妻子要
《活着》是余华小说的经典作品，也是20世纪文学的骄傲。本文就以此为例，就小说与电影在思想主题、人物塑造、叙事角度以及语言风格方面的差异进行比较分析，试图探究两者之间存在的异同点以及差异产生的原因，体会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所带来的不同感受。
关键词： 《活着》 电影 小说 文本对比分析
Abstract
"Living" is a classic work of Yu Hua's novels and a pride of 20th century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will use this as an example to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theme of the novels and characters, the shaping of characters, the narrative angles, and the language styles, trying to explor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and the causes of the differences, and experience different arts. Different feelings brought about by the form of expression.
Key Words:  “Alive"  movie  novel  text comparative analysis
《活着》电影与小说对比分析
余华所著的长篇小说《活着》为我们讲述了徐福贵的人生和家庭不断经受着苦难折磨，到最后所有亲人都先后离他而去，仅剩下年老的他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的故事，也标志着余华创作风格开始改变。是余华写作转型的代表作，曾入选中国百威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九十年代最有影响力的10部作品”，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最高奖项。1994年张艺谋以余华小说为基础执导的《活着》在第4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独揽四项大奖。小说《活着》和其同名改编电影，这两种不同艺术类型的作品都具有引人瞩目的成就。将二者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名字都是《活着》，通篇的文本却都在写死亡。死亡与活着看似对立的两面，却息息相关。想要活着，却不停地死去。作家余华和导演张艺谋透过不同的艺术形式，通过各具差异的文本，充分展现了主人公福贵在苦难中成长，用自身的坚韧在苦难里自我救赎、抗争到底的故事，并试图告诉人们要学会去面对苦难，去承受苦难，与苦难抗争，让乐观随行。
一、电影与小说思想主题的对比
（一）创作背景的差异
  小说创作与电影创作不同。文学作品是作家发声的载体，文字语言是作家发声的工具。小说是作家为内心需要而写作，不迎合市场潮流，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纯粹的创作，字里行间包含着作家创作的心路历程。小说文本不必拘泥于篇幅限制，作家可尽情的用自己的笔墨谱写故事，尽可能去表达自己所要展示给读者的一切，完完全全是个人意志内心的创作。而电影，掺杂着相对复杂的因素。由于现实的需要，电影的艺术价值包含审美价值、社会价值和消费价值。这使得导演不光要忠于自己，还要考虑电影所创造的消费价值，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票房。电影的票房，是衡量一部电影是否成功的重要指标。不像小说，销量不代表口碑，唯有时间的考验才留下经典。
将小说和电影放在社会现实大环境下，小说和电影会展现出不同的面貌。这不仅仅是作品类型、创造者的影响，更多的来源于现实存在的无法改变的不同外界因素的制约。
首先，小说和电影在篇幅和片长是否受限的本质差异，使得小说为作家而活，电影为观众而活。小说本就是给予作家内心的独立创作，它不需要收到诸多外界因素的制约，忠于内心，写内心所感所造之人事物。作家在创作小说时尽自己所能，尽情地挥洒笔墨去书写去塑造，完完全全为自己的内心而创作。作品的意蕴不会因为读者的缺失而贬值，好作品往往最经得
起时间的考验。诚如，余华《活着》的经典。而电影，作为大众传媒艺术，电影的存在更依赖于市场，依赖于人。衡量一部电影口碑好坏，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是电影票房。电影的票房，除了电影本身导演的完美创造、演员的实力演绎、编辑的艺术剪辑，还受影院排片量、人关注度、宣传力度等等的制约。诸多的限制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导演创作的纯度，不是说没有只为自己内心而创作的电影，只是这样过于纯粹的创作作品太少，少到让人们忽视。过于忠于自己内心创作的电影失去了观众，也就失去了电影作为大众传媒精神娱乐消遣性的价值，丧失电影存在的意义。
可以看到，余华是80年代尤其是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张艺谋则是“第五代导演”中最具代表性的人之一。“先锋文学”是对传统经典写作的一种挑战，于80年代中后期形成高潮，作家们尝试打破以往前篇一律的写作方式，在叙述话语上寻求新突破。到了90年代，许多作家减弱了形式实验和文本游戏，开始将目光投向人物命运，并以较为平实的语言对人生发起挑战，对现实的深度挖掘和对人性的关注又重新回归文本。其中余华的《活着》,便是他向先锋文学写作方式的告别宣言，他开始转向传统的经典化叙述的现实，但不可否认的其作品中仍保持着一定的先锋姿态；“第五代导演”则是后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一批学生，他们享有了幸福美满的童年。却因为，被迫走向了痛苦，从城市来到农村，走入底层社会。生活在
动荡的年代，思想在碰撞中成长，在改革开放的浪潮里，他们产生开放的思维方式和崭新的价值观。他们敢于创新，不受约定俗成的历史羁绊，创造具有自己个性的作品。在《活着》中，张艺谋将中国家庭的小人物命运放在社会历史大背景下，突出强化社会历史的同时，也很自然的把人物的弱小、命运的不堪一击，展露在大众面前，带着反讽的意味，多了几分黑幽默。如：字幕出现的特定的“40年代”“50年代”“60年代”的字幕，这样的提示性字幕，直接有力的唤起观众对那个既定年代特有的认知记忆；二喜给福贵家画的像；二喜凤霞结婚时，众人齐声高唱《东方红》；“,我把凤霞接走了！”这样有些生硬的台词,确实极具反讽的意味，让我们强烈感受到当时的时代对人行为的“规范”。正是他这些一味的坚持，造就了他作品的经典。
（二）创作者各自思想的差异
暴力、血腥、死亡是余华早期创作风格的典型因素，《活着》是余华创作的转型，与之前相较，语言变得平和朴素。在小说的思想主题中，苦难与死亡相结合贯穿了整部小说。大量的死亡是灾难，灾难又带来了艰难，艰难的不断叠加致使沦为苦难人生。面对死亡与苦难，人生与生俱来的使命就是救赎与抗争。对于《活着》这部小说，余华保持着他一如既往的冷漠，
用冷漠的眼光去看待世界，让死亡的恐怖笼罩整个故事。随着时间的流逝不停地有人死去，直到最后只剩下福贵孤苦伶仃。小说的整体基调阴暗、沉郁，但与此同时，小说的文本却一直在向我们传达：“没有坎坷是跨不过去的”的坚定信念。小说中，余华展现出一个困难悲惨的世界，任由福贵在苦难中成长，用自身的坚韧在苦难里自我救赎、抗争，试图告诉人们要学会去面对苦难，去承受苦难，与苦难抗争，让乐观随行。
在电影的思想主题中，用乐观去战胜苦难成为了主旋律，有意识的淡化死亡，摆脱命运牢笼，强化社会历史大背景。对于电影而言，电影本身作为一种精神娱乐消耗品，不应该凌驾于生活之上，张艺谋试图以一种低姿态的方式去迎合观众的口味。他将剧情的发展与历史时代的大背景相挂钩，强化历史社会大背景的方式，使得政治、社会的恐怖作用力淡化了死亡苦难的意味，揭示造成人不断死亡现象的，不是摆脱不了的命运牢笼，而是社会历史时代的因素，控诉当时社会历史时代因素造成的罪孽。正所谓活着的人要好好活着，死去的安心的死去。电影的尾声，张艺谋改变故事的结局，设置为开放式结局，让故事在适宜的位置收尾，创造了更多的想象空间，给观众历经失望，终究会迎来希望的心态。再一次的回归到现实生活层面，强调要充满希望的活着，用积极向上的心态去面对眼前的一切坎坷，不愉快的终究都会过去。
二、电影与小说中人物塑造的对比
  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主人公都是福贵。以福贵为中心，展开故事，这在小说和电影没有明显差异。福贵一生命途多舛，不断经历磨难，时而大喜时而大悲，艰难过活，无时无刻不牵动人心，从最初的家业兴旺到穷困潦倒到生活安稳，福贵从里到外都变了个模样，变得平凡坚强释然。而对于福贵周边的人们，在小说和电影里的形象就显得差异突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