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烟火里有醇厚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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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代邮刊·上半月》2020年第07期
        2000年,初来合肥,有一天经过东门附近的环城公园,鸟在林间啁啾,树下一老人在听收音机里唱庐剧……旁边一个露天理发摊,摆着一个木质洗脸架,架上搁一只瓷脸盆。理发师傅正在拧手巾,另一位老人假寐于竹躺椅上,一条热气腾腾的毛巾盖在他的面部,这是在刮胡子。我好奇地停下来,就势坐在一块石头上,望着这一切。理发老人从容不迫,将别人胡子刮好,又将躺椅支起,拿出一个长柄掏耳勺。被掏耳朵的那位老人就更惬意了,他始终迷蒙着双眼,似乎舒服得睡过去了……
        夏风初涨,吹着那位掏耳朵的老人,吹着整个公园的人……一晃,近二十年了。汪曾祺在小说里还描述过买馄饨的老人,他挑的是楠木做的担子,一层层多宝阁的抽屉,走街串户,养大了三个女儿。
        还是初来合肥。买菜,从不爱去超市。喜欢早起,去路边摊,在那儿可以碰见童年的味道。城里路边摊,一般分布于菜场周围,老人拎着竹篮,三四斤苋菜,五六只茄子,七八根黄瓜,水淋淋地一路走了来。买卖双方,皆蹲在地上,一边话着农事家常,一边交讫,神情愉悦。
        那时,我租居于桐城路儿童医院宿舍,去得多的是卫岗菜市路边摊。盛夏可以遇到野茭
白、野菱角。鸡头果、癞葡萄,也都能买到的。夜里散步至南七。入夜,南七的路边摊雨后春笋般,针头线脑,什么都可以买到。最喜欢光顾羊肉串摊位。每个人面前,一只陶制小炉,炭火微微,将半熟羊肉串重新架至炉上烘烤,一边撕咬,一边翻动……孜然的香味随着夜风一点点飘散,可以吃到午夜,顶着漫天星斗回家。
        后来,搬居西南郊,每天上下班,必经312国道涵洞,位于翡翠路、书箱路交口处,有一处空阔地带。每当初春,小贩们运来整车草莓,大喇叭循环播放:“好甜好甜,长丰草莓,不甜不要钱。”春天是草莓,夏天有西瓜、樱桃,秋天卖甘蔗、红薯,冬天有冰糖葫芦、糖炒栗子……烧饼摊子,一年四季都有;卖阜阳枕头馍,卖石臼,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假若冬天,北风呼啸,雨雪泥泞,难免情绪低落,一路郁郁然骑行,每至312国道附近,那种热火朝天的场面,如若一双大手,迅速将寡欢的你一把提起,望着眼前的一派温热祥和,一颗心何以不能暖和过来?顺便将车停下,买一包糖炒栗子,剥一颗丢进嘴,烫而甜糯……这就是升斗小民的生活啊。慢慢地,你一点点徜徉,一颗泥泞的心渐渐恢复至火热跳动里。
        有一年春天,在翡翠路附近邂逅一位乡下来的老人,他挑一担小鸡雏小鸭雏来卖,是那种扁圆的竹簸箕。小鸡小鸭刚刚出壳三五天,稚嫩可爱,唧唧唧、唧唧唧地叫唤着,惹人怜爱。
        那些年,我喜欢散步,夜里在路边摊上买过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挖耳朵的银勺子,开啤酒的铜起子,老式长柄指甲钳,老式发夹,五颜六的纽扣……所费不赀,但比起逛高级商场来,所获得的快乐,要多得多。路边摊上的人们,大多神情怡然,流露出天真的表情,是纯粹的快乐,消失了阶层感,脸上布满众生平等的悠游自在。(钱红丽)
        得知我需要采访一名小贩时,几个朋友不约而同向我推荐了袁婆婆:“她很有故事。”采访之后,我同意朋友们的意见:“袁婆婆真的很有故事。”
        在成都数万走街串巷的小贩中,袁婆婆称得上“资深”,摆摊已有41年,是见证了成都“地摊经济”几十年发展的活样本。
        在武侯区长寿路,七十多岁的袁婆婆面前摆着一盆凉面、一盆凉皮和五颜六的调味料,她熟练地挑起一大筷子凉面放进大碗里,辣椒油、花椒油、花椒粉、酱料、葱、蒜、糖等佐料一一加入,快速搅拌,五分钟,一份油亮鲜美的凉面出炉。
        对她来说,这样的日子,从1979年开始。
        那时,成都的二环路以外还是一片农田,她是家里有田的菜农。看到大队里其他农户利
用闲暇时间,到城里去摆摊儿,她心思也活络起来,家里有三个孩子,还有一双老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出去卖点东西能比在大队里挣工分多挣些钱。
        “但是拉不下面子来,总觉得摆摊儿有些丢脸。我们大队里有在工厂里上班的朋友鼓励我说,靠自己的双手挣钱,有能力的人才这么做。这让我鼓起了勇气。”
地摊卖什么最挣钱        袁婆婆的第一个地摊生意,是骑着自行车“满城跑”。当时,成都的电影院只有几家,她每天买一份报纸,看清楚当天每家影城在什么时间点放映,就骑车来到开映的影院门口,卖瓜子、花生。
        那时候管理占道经营的执法部门,还不叫“城管”,袁婆婆已想不起来叫啥,只记得与他们的“你追我躲”。一个人喊一声,“他们来啦!”电影院门口的摊贩们就一窝蜂跑走,等到检查的人走了,又陆陆续续地回来。她想起这段经历,苦涩的滋味已被岁月过滤,只剩下“还是好耍”的印象。
        1983年,袁婆婆“进军”卤菜行业,她的“店铺”从两轮的自行车换成了一辆三轮车。
        五年后,袁婆婆暂别摊贩身份,开始“上班”了。1988年,春熙路上兴起了很多服装铺面,
卖布料的、卖皮衣的。这些商家每天要雇临时工帮忙,包括“当托儿”。袁婆婆成为临时工的一分子,每天五点半下班,当天结算工资。
        春熙路上除了有铺子卖衣服的,还有“卖吼货”的,纸箱子搭起一个摊子,站在一旁吆喝叫卖。“城管要赶这些卖吼货的,卖吼货看到人一来,箱子一合,成一个纸板,夹在胳膊下就跑。”袁婆婆回忆。
        之后,她开了一家自己的“饭馆”,其实就是在路边搭了一个房子卖烧菜、酸辣粉,并不用交租金。“1996年我生了重病,自己開店太累了,病好后我又回到春熙路的衣服铺子里。”
        “当时病得快要死了,是我师父救了我。”袁婆婆是道家弟子,对自己的女师父一直感恩在心,女师父是盲人,生活不便,2000年袁婆婆老伴儿去世后,她索性搬到道观里,为师父养老送终。
        再回到街头已是2007年左右,“记不清具体哪一年了,总之我出来的时候,孙女还没谈恋爱,现在孙女的小孩都7岁了。”
        二儿媳妇在上夜班,白天想做點小生意,加盟了一家香豆腐店,依然是街头流动的摊位。
“加盟费一次性几千元,给我们做生意用的车子、锅子。”
        香豆腐的生意很好,袁婆婆帮着一块做,二儿子就在旁边摆摊卖炸土豆。他们的食客多到连旁边的店铺都眼红,打电话向城管投诉。“城管看我是老婆婆,也不会太凶。我没有遇到过特别凶的城管,他们都不是什么坏人,吃这碗饭的,只能做这些事。”
        在街头久了,城管们都认识她,称她为“土豆婆婆”,后来顾客给她的摊位送了个名字——“太婆凉面”。
        袁婆婆觉得除了本事和勤奋以外,她几十年地摊儿生意经的关键是,“要摸着自己的良心,对得起别人、对得起自己……缺了良心的,生意不会好。”(张玥)
        经营成本低,没有转手费和装修费,不用付租金和工资……后疫情时代,对于城市低收入体而言,摆地摊是最方便的谋生之道。
        “老板,给我来两个芝麻锅盔。”“芝麻馅要现做,红糖馅的也很好吃,要不要尝一尝?”梁小哥摆摊卖锅盔已经3个多月了。原本他在老家的工作收入稳定,因为疫情,只得出来打拼,然而,一时之间也没到适合的工作。正当他发愁时,得知政府出台了措施,规定
疫情期间,允许在居民居住集中区开辟临时占道摊点摊区,允许商贩在一定区域贩卖经营。“我以前做过锅盔,看到这个消息马上就摆上摊了,没想到生意还可以。”梁小哥一边“打锅盔”一边说。
        “地摊经济”不仅给了低收入体增加收入的机会,也让创业者有了尝试的体验。在路边售卖泡泡机的屈女士就是其中之一。“最近我有了做生意的想法,于是趁周末出来试探一下行情。”屈女士说,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她深深感到摆摊不易,不是人人都能干好的。这段时间的体验,也让她看到,规范的摊位不仅能让城市生活气息浓郁,还为市民提供了多样化的生活服务,“希望路边摊能有序地持续下去”。
        杨敏的肠粉摊就在泡泡机边上,也有许多顾客光顾。每天早上6点多,她和丈夫就会来到摊位,铺上“地毯”开始摆摊,中午收摊后再将其带回家清洗干净,摆摊期间产生的垃圾也由自己清扫带走。“在这里摆摊时间、摊位都是固定的,不会出现抢占摊位的情形,附近的城管执法人员也会不时过来,提醒我们注意搞好卫生。”
        他们摊位附近是一家烤肉店,店主刘大哥说:“可以外摆后,客人都喜欢坐外面,比较凉快,每天晚上能摆四五张桌子。为了保持清洁卫生,我们在每张桌子下都配备了垃圾桶。”
刘大哥每天闭店前,都会仔细打扫门前卫生,尽量不给环卫工人添麻烦。
        “之前我对发展‘地摊经济’还有看法,担心城市会变得脏乱差。现在看到摊位规范,环境卫生也保持得不错,就放心了。”家住烤肉店附近的杨先生说,有了各种地摊后,上下班途中能顺手买到自己需要的东西,既方便又节约时间。(任薇)
        一座城和一个人血脉里的相亲相爱,其实是日常生活里腾起的烟火滚滚。
        前不久,我少年时代的伙伴老武,从北方的一座都市回来。我们驱车赶往城里一家叫胖子妈的蹄花馆,老武一路上都在嘟嚷,要去吃两大碗芸豆炖蹄花。在异乡的夜里,事业有成的老武,对那一碗炖蹄花念念不忘。老武9岁那年,跟着爷爷到县城卖山货,在公路大桥旁的小摊上,吃过一碗胖子妈家的清炖猪蹄花,那是小武心中最好吃的食物。
        而今,当年的县城成了有上百万人口的都市,开了40多年的胖子妈蹄花馆,已经隐身到一条巷子里。这真是一个宽厚心肠的城市,它让这家蹄花馆在风雨岁月中依然袅袅飘香。不过店铺的主人,那个被人亲切地叫胖子妈的张大娘,在6年前离世了,继承店铺的是张大娘的三儿子老何。
        那天晚上,老何亲自上灶,做了一大钵酸菜蹄花汤,老武吃得满眼是泪。夜风清凉,我们坐在巷子里追忆当年。那些年,胖子妈总是笑眯眯的。胖子妈家的蹄花汤,要在炉子里咕嘟咕嘟炖上好几个钟头。青花瓷碗里漂浮着细碎葱花,炖得软软的猪蹄,用筷子轻轻翻转,骨肉相连的雪白中夹着一层粉嫩的瘦肉。把软烂猪蹄夹入嘴里,卷动的舌头上来拥吻,还没等牙齿前来相助,从骨头滑落的肉早已顺着喉咙下了肚,再喝一口奶汁般的蹄花芸豆汤,那种舒服劲便漫向身体的四面八方。
        这些街头铺子的食物发出的殷殷召唤,或许也是城市魂魄的一部分。比如街边铺子的王嫂面馆,清晨时分那一碗热腾腾的面唤起我对一座城的亲昵之情。我第一次到王嫂面馆吃面时,还是20多岁的小伙子,王嫂也不过30岁出头。王嫂来自离城50多公里外的一个村子,一家人就靠这个面馆谋生。王嫂知道我喜欢吃青菜,总是多掐一把新鲜蔬菜放进滚沸的面锅,再用一双长筷麻利地捞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