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SONG OF YELLOW RIVER 2020
/ 17席率领我们奔向前方》，这些作品以“集体”为主，有效的将众团结在一起，不仅调动了众协作的积极性，而且巩固了众统一战线，在众中形成了庞大的堡垒。歌曲的众性还展现在歌词内容上，如《军民团结向前进》就将军队和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把两者之间的关系比喻成鱼和水一样不能分开，一方面展现了“军爱民，民拥军”的亲密关系，另一方面使众成为了歌曲中的主角，让他们在传唱过程中更有带入感，从而更好地团结众的力量。《万众一心跟党走》也将“贫下中农”这一众主体作为讴歌对象，把“贫下中农”形容成铁打的汉，表现出了他们勤劳艰辛的品质和“跟党走”的决心，歌中“万众一心”一词，更是有力地号召了大家要团结一致，拧成一根绳，向着祖国的美好未来携手共进。此外，歌集中多次出现的“齐武装”、“并肩战斗”、“咋们”等有众象征的歌词都展现出了歌集的众性。（三）抒情性抒情，即表达情思、抒发情感，它与叙事相对，具有主观性、个性化和诗意化等特点，艺术歌曲就有较强的抒情性。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早期的音乐家萧友梅、赵元任等便将抒情性这一特点融入中国艺术歌曲的创作中，《问》、《教我如何不想她》等就是具有抒情性的代表作品。但是“文化大革命”发动后，众多歌曲开始在歌词上向“顺口溜”式、在旋律上向“僵硬化”方向发展，极大程度上削减了歌曲的艺术魅力，直到1970年周恩来总理接见三军文艺战士时提出：“革命激情和革命抒情是对立的统一，
要有张有弛，有激有抒”这一观点后，作曲家们在创作时才又将抒情性逐渐恢复到歌曲当中，使得抒情性这一特征在《战地新歌》中深深展现。《战地新歌》的抒情性首先表现为歌词更加诗意化，如《像雷锋那样》中写到“对待同志像春风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一样的火热”，该句就运用到了排比的修辞手法，作者将春、夏这两个季节融入歌曲中，看似在描绘季节，实则宣扬了“做人友善，做事积极”的思想理念，使歌曲的画面感和感染力十足。《颂歌献给》歌词也做了抒情化处理，如“东海扬波红日升，南岭起舞飘彩云”一句，就采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作者将“东海”和“南岭”变静为动，把两个景物描绘得活灵活现，不仅抒发了人民对的爱戴之情，而且反映出了祖国上下一片繁荣的社会面貌。体现抒情性的还有歌曲中丰富的速度标记，如《祖国，我为你战斗，为你歌唱》就将“稍慢”的速度标记置于乐谱开头，规定了歌曲的速度，但快要进入副歌时又标记了“转稍快”，使音乐更加流动，紧接着又出现了“渐慢”、“慢速”、“较快”等标记，使速度跟随乐思变化，把歌中人民对祖国的情感表现的淋漓尽致。《挑担茶叶上北京》也在开头用“轻快”的标记了速度，奠定了音乐的情感基础，而为表现出茶农的喜悦之情，在“桑木扁担轻又轻”一句上又标记上了“欢快的”，为强调“献给”这一上北京的用意，到“香茶献给”一句时又标记上了“渐慢”，可见歌曲中速度标记与音乐情感联系之紧密。除此之外，歌集中还有众多“渐强”、“渐弱”等力度标记和“热烈地”、“激情地”等情感标记，这些都是歌集抒情性的体现，抒情性的融入不仅提升了歌集的创作水平，而且增添了歌集的艺术感染力，更是在侧面反映了人们更加个性、自由的美好生活。（四）民族性民族性可以说是《战地新歌》的典型特，歌集在多方面展现出了浓郁的民族风格。在调式上，歌集中众多作品采用了五声民族调式，如《北京颂歌》就采用了宫调式，
男女对唱的歌曲作品将北京形容成“祖国的心脏”，抒发了各族人民像爱祖国一样爱北京的激动心情；《颂歌一曲唱韶山》采用徵调式，作品以红革命基地韶山为题，歌颂了人民心中的伟大领袖；《天上太阳红彤彤》采用角调式，作品将比喻成天上的太阳，赞扬了率领人民当家作主、奋勇向前的光辉事迹。值得一提的是，作曲家创作在这些作品时，不仅采用“宫、商、角、徵、羽”五个正音，还将把清角、变宫等偏音融入其中，给音乐了极强的表现空间，使民族风韵在这些作品里尤为突出。在地域上，歌集收录了大量地方民歌，如陕北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湖南民歌《日出韶山东方红》、江西民
歌《秋收起义歌》等，这些歌曲产生于民间，由老百姓口头创作，口头流传，并成为老百姓独特文化的一部分，不仅展现了丰富的地方特，还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意志和要求。此外，歌集中有不少的少数民族歌曲，如苗族的《苗家喜唱丰收歌》，作品由申炳、远达作曲，展现了苗族人民丰收的喜悦之情；彝族的《撒尼人民心向红太阳》，作品为女生独唱，歌颂了为“红太阳”；侗族的《侗歌向着北京唱》，作品由侗族作曲家吴宗泽作曲，展现了侗寨忙碌的时代新气象。歌集中还有藏族、维吾尔族、畲族、哈萨克族、羌族等民族的歌曲，这些作品不仅表达出少数民族的生活景象，还抒发了人们的心声，勾勒出了我国民族团结、繁荣昌盛的壮美画面。
歌集中众多歌曲还采用了传统音乐元素，如《天上太阳红彤彤》采用中国传统音乐中的“散板”，《苗岭连北京》运用了湘西苗族的中“高腔”，《浏阳河》借鉴了湖南“花鼓戏”的曲调，为民族音乐的发展和传承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由此看来，《战地新歌》表现出来的这种民族性不仅是不同时期、不同地域、
不同人的文化交流，更是中华五十六个民族在音乐上、在精神上的融会贯通。因此在研究《战地新歌》时，我们要深入挖掘它所蕴藏的艺术特，感受其丰富的艺术魅力，带着探索的态度聆听历史、了解历史，反映最真实的歌曲内涵，让民族文化在阳光下闪光。■参考文献[1] 梁茂春.论“”时期的艺术歌曲[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8,(01).[2] 于爽.“”后期军旅抒情歌曲研究[D].南京艺术学院,2012.[3] 国务院文化革命歌曲征集小组.战地新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4] 国务院文化革命歌曲征集小组.战地新歌续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5] 国务院文化革命歌曲征集小组.战地新歌第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6] 国务院文化革命歌曲征集小组.战地新歌第四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7] 国务院文化革命歌曲征集小组.战地新歌第五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