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2020 年 9 月第19卷第5期Vol.19 No
Sep., 2020
DOI ：10—9503/j-nki —671-6124—020—5—17
体育和我们的大学
张楚廷
在这篇短文里，我们先陈述一些事实，一些历 史，然后作一些理论上的探讨。并且，我所涉及的，
都是我任学校主要负责人期间的，自己熟知的事实。
一、从历史事实说起
我们举办过湖南省大学生（综合）运动会。大
球、小球、体操、田径等项目都有。
我们修建了一座多功能的体育馆，共有两千多 个座位。在这里，我们邀请了当时世界上顶尖的削 球手丁松和年轻的攻球手王励勤，还有一流的女选
手邬娜等人。
我曾跟丁松过招，七打四胜。一上去，我就打了
他一个3 ： 0$此刻，丁松才认真起来，连拉了三个， 3 ： 3。第七个球，我发了一个不出台的球，他来不及 拉了，4：3，我取胜。当年，丁松世界排名第四。有 好友说我也是世界第四。我回应道：打败了世界第 四，我就是世界第三了。开开玩笑而已，这样的事岂 能认真。
三十多年前，我们一些五十岁左右的人聚集在 一起，打“天命杯”（五十知天命）。打了两届，我都
是冠军。不打了，总是你拿冠军，这个“杯”就是为
你而设的吗？
陈钧、罗维治和我，三位学校负责人，打乒乓球 巡回赛，打遍了所有的二级学院，未尝败绩。有人
说，这是让我们的$没有那回事，只是打败我们而难 以做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乒乓球队。建立一支
高水平的篮球队、排球队、足球队，成本都很高，而建
设一支乒乓球队，成本就低多了。我们请了运动健 将级的宋慧明担任教练，由王宜文、司徒浩等组成男
队，由莫华、桂娟等组成女队。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大 学生乒乓球赛上，我们女队全国第二，男队全国第
五。体育所带来的精神力量是更为珍贵的。这支队
伍长盛不衰，打了将近二十年。我们还有专门的乒 乓球训练馆。
我更需要提到的，是全国大学生田径运动会。 第一届是在清华大学举行的。我去了现场，就在快
结束时，我向有关方面负责人申请，在我的大学举行 第二届全国大学生田径运动会。我的申请很快得到
批准，实乃如愿以偿。
第二届全国大学生田径运动会有以下几个特
点：有包括香港大学在内的105所高校参与；所有接 待和组织工作，全部由我们的学生负责；会歌、会旗 都由我们制作；我们组织了大型团体操；省摩托车制 造厂举行了摩托车表演，表演完毕后，所有摩托车捐 给了我们学校$
第二届全国大学生田径运动会精彩绝伦，我们
办了一件大好事，却也做了一件坏事：没有人愿意接 手承办第三届了。一件事，总会有两面性，就看人们
怎样去对待。我们是尽可能让田径运动会发挥了它
的教育作用。毕竟，学校的一切还是围绕着学生在 生理和心理上的健康成长而进行，而开展的。
还说一个故事。当年，乒乓球是打擂台赛，在北
大、清华举行。在老少边穷地区打过一次。我向马 国立、岑传礼申请到我们学校打一次。他们立即说： 那是要出场费的。我很快应道：我当然会付费的，但
你们多少要优惠一点吧。"好，本是40万一场，您那 里就20万吧！”还是相当慷慨啊+就这样，我们达成
协议了。
他们还补充说道：还需要有转播，有关费用也得 由您负责了。我也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据称转播一次需花15万元。我了湖南省电 视台，问他们的价格。结果，他们说，这是通过央视
四频道向世界转播的，这对于我们是千载难逢的机 会。于是，转播也免费了。
组织如此高规格的比赛，是要花一些钱的。后 来，我们发广告，场上一块广告一万元，共三十块广
告，我们由此而收入了 30万元。
还卖了一些门票，本校学生，5元一张票，本校 教师10元一张票，外单位的20元一张。这又有很 大一笔收入，足以招待运动员、教练员和领队。当时
的领队是世界顶尖的削球手张燮林，他送给我七座
世界冠军奖杯的复制品，我即将这些奖杯转交给学
校。张燮林还跟我讲了 一些在欧洲打球的故事，这 里就从略了。
田径是运动之母。为了更好地开展田径运动， 我们修建了一座有两万人看台的大型田径场，在全全国三本大学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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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高校中也极为罕见。
我们开展了这么多的体育运动项目，修建了不少体育设施，也花费了不少工本费，为的是学生的身心健康。我们终究是学校，一切都是为了教育，为了学生。
二、一些相关的理论工作
我写出了一本体育学著作《体育与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还在《高等教育研究》杂志上发表了论文《体育，宝贵的教育资源》，作过一些关于体育的学术报告。
在体育界，我有许多的好朋友。本校的，从老一辈说起，便有刘齐贤、徐祖本、袁怀武，跟我同辈的，有唐煜章（他后来担任了中国青年男篮主教练）、谭授清、马方缘，还有排坛名宿张百振，比我年轻的，则有孙洪涛、刘国珍等。
我的好朋友马卫平出版了《体育哲学》一书，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在中国体育界开先河性的工作。这本书，包括了我提出的一些建议。教育哲学方面的著作很多，高等教育哲学的书就少很多了，却也有了五本（其中三本由我一人写出），系统的课程哲学就更少了，世界上也只有两本，全由我写出。
我本人的运动能力十分有限，大球上一样也不行，小球只有乒乓球还勉强说得上一点。至于田径方面，我百米跑不进14秒，跳高跳不过1米4，堪称笨拙。但这不妨碍我喜欢体育，不妨碍我重视体育教育，重视对体育理论的研究。
体育所体现的，还是精神的力量。有一个"女排精神”的说法，广为流传$这种精神甚至伴随着我们的民族复兴。郎平是一位从杰出的将才到杰出的帅才的代表。
世界女排“十冠俱乐部”的成员，只有三家：俄罗斯（含苏联）女排，古巴女排，中国女排$如今，前两家已经衰落，唯有中国女排还方兴未艾。中国女排的名帅，从袁伟民、陈忠和到郎平，一代接一代，也是长盛不衰。眼下，中国女排的强劲对手是意大利女排、塞尔维亚女排和美国女排。这使中国女排不能掉以轻心。没有强劲的对手，就不可能有强大的自己，对于这个道理，中国女排十分明白。
在小球方面，中国是阴盛阳也盛。大球就很不一样了。中国女排就不用说；女篮在李亚光任主帅时，打过世界亚军；女足也打过世界亚军。男子只篮球打过世界第八，男排就差了不少，至于男足，则是人们最不愿提及的事，这不怪中国的小伙子。其实，在容志行、左树声、古广明时代，中国男足是亚洲顶尖的；在世界上也无人敢小视。现在，也有武磊这样的足球运动员在西班牙球队踢球，是相当出的球员。关于男足，我还有许多话要说，这里就省略了。
三、体育的意义和作用
人类最古老的活动，一桩是音乐，一桩是体育；在今天的时代里，影响最为深远的，依然是音乐和体育。世界上最盛大的活动是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上最盛大的音乐活动，是维也纳音乐会。我们的《黄土高坡》就登上过维也纳音乐会。
通常，提到全面发展时，总是说德智体美。有一位我十分尊敬的省教委主任，他为人厚道，且有很强的工作能力。有一次，他作了题为《德育第一》的报告。报告完毕后，我对他说：“你说了德育第一，为何没说什么是第二？”一贯沉得住气的主任有点不耐烦了，认为我是挑剔他。其实，我没有挑剔之意。学问，学问，我是潜意识地问问而已。在现实生活中，有不少的“第一”，却不见“第二”。一个独子，父母不会喊他“老大”，起码有几个弟兄，有了老二、老三，才会喊他“老大”。
其实，在学校里，从来没有孤立的德育，德育存在于各个方面，存在于智育、体育、美育之中。讲授德育课，也是教学，是传授德育知识，它本身并不等同于德育。通俗地说，学校教学生做人，而学做人是存在于学校所有的活动之中的$
我本人从教60年了，担任两所高校的主要负责人也有30年了。从来没有人怀疑我不重视德育。我自己在做校长时，时时刻刻将做人摆在做校长之上，这是真功夫，不是挂在口头上的。然而，我从不孤立地强调德育。并且，我认为在学校里只有一条原则：学生好好读书，教师好好教书。一切未来远大的理想，都是以此为基础的。离开了好好教书，好好读书，还能谈什么德育问题。校长的工作，集中到一点，就
是创造好各方面的条件，让学生更好地读书，让教师更好地教书，以便报效自己的祖国。还很少有人认为我的校长工作做得不怎么样。然而，做得还像个校长样子的最重要的衡量尺度是：不误人子弟$
从艺的，从商的，从学的，从企的所有人的共同使命就是做人。可是，所有的“做人”，都是在自己的工作中、生活中去做的，没有孤立于其外的。
我为我们的大学拥有高水平的体育学院和音乐学院而自豪，为我们的员工自豪。
我常说，不懂体育的意义的校长是不称职的校长，不懂音乐的意义的校长，不是合格的校长。当我这样说的时候，丝毫也没有教训他人的意思，我是教训我自己。
我为自己大学的体育学院和音乐学院的建设倾注了心血。这是我们大学水平极高的两个学院。说起音乐学院，我也有道不完的话题。这里，就只能割爱，不能离题太远、太多。
体育道德是所有体育人看重的。篮球中有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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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体”犯规，那是处罚极重的，“两罚一掷”。两次“违体”就要驱逐出场。这也叫作处以“极刑”啊。
曾经有“误判是足球的一部分”之说，如今，有了VAR，这一说法也就过时了，比赛也更公正了。现在，篮球、足球、网球都使用了“鹰眼”。技术的先进助推了比赛的公正。
技术是由人发明和掌握的，“鹰眼”是人眼的延伸，都是人为自己服务，为自己更好地生活。
不懂体育意义的校长，是不合格的；不懂音乐的作用的校长，是不称职的；不懂得哲学对大学的决定性意义的，更没有入校长之门。对校长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要求，为什么这样苛刻？不为了什么，就为你是校长。谁让你当校长呢？当上了，苛刻必将接踵而来的。大学校长，名声不小，责任能小、担当能轻吗？
四、希腊人的观点
古希腊人，康德与我本人一样亦持此观点：在各类教育中，体育居首。
为什么呢？体魄，体魄，肉体和魂魄是不可分割地关联在一起的。体育运动也就是包含了人的灵魂的运动，是人的灵魂的锤炼、净化和提升。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
我们常说女排精神，换句话说，也就是女排的灵魂。女排感染我们中国人的，也就是这个魂。这种魂，可以跨时空，可以跨边界地无限延伸，延伸到我们想象不到的地方。我们能为之一振，这一振动之源就是说不清，道不明的魂。
人就是一颗心，哀莫大于心死，只要心不死，只要心还在跳动，一切皆有可能。
我深信,《义勇军进行曲》是世界上最雄壮的国歌。原因就在于，它唱出了我们民族的心声，唱出了我们民族的魂。
在《义勇军进行曲》定为我们的国歌之前，在20世纪30年代，这首歌就广为流传，也流传到了海外华侨之中。我的父母曾侨居印度尼西亚，在印尼时，我父母就会唱。这样，我从小也就会唱。那时，我们最早能唱的是两首歌：一首是《松花江上》，一首便是《义勇军进行曲》了。这两支歌，即足以让我将自己的命运跟中华民族紧紧地连接在一起。当然，这也就成了我生活、学习、工作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动力源泉，直到永远。这就是我的生命本身，灵魂本身。
《松花江上》唱出了我们民族的悲壮；《义勇军进行曲》唱出了我们民族的雄壮，唱出了永远不倒的长城。《黄河大合唱》更唱出了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
人同此心，我因为与古希腊人、与康德对体育有相同的理解，而对体育崇尚、崇拜。
我对自己大学的体育的重视，不只体现在我的践行上，也深深扎根于我对体育的理论认识上。并且，在此基础上，我也有了自己在体育方面的理论论著。有书和论文为证。
当然，这也是我想写出这篇论文的原由。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原湖南师范大学、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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