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十七年文学
08041122  沈月梅
任何人、任何事，只要一和历史沾上边，那就意味着过去，意味着消逝，意味着再大的辉煌都即将没入滚滚烟尘中，只给后人凭悼。不管曾经是多么的惊天动地，在史书上也不过是寥寥几笔的几句褒贬。
但是尽管时间会将过去的变为过去，文学却不是这样，在文学面前，时间永是无奈，它没有办法将文化积淀在历史的场长河中，于是，文学就这样屹立着！
在1949—1966年间，那个时候的文学便称之为十七年文学。“十七年”，在浩浩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历程中，只能算是极短的一瞬间；当它被赋予特指的含义、承担了特殊的历史内容的时候，却再也无法忽略它在文学史上的漫长——即使已经沉淀了半个多世纪，但依然是“活化石”，它们都强调文学的无产阶级与社会性质，都把文艺服务于现实政治，配合国家意识形态作为文学的基本目的，重视文学或审美的革命功能和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作用。而在这十七年间，小说便成为一个不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十七年时期的小说创作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五十年代初。当时的小说的主要内容包括新人新事和革命的回忆。创作的主题风格是对新社会的热爱和歌颂。代表作《我们夫妇之间》创立了新的写作规范。
第二阶段：1956—1957年，又称为“百花文学”时期。在该时期的小说的内容主要有触及社会中的矛盾、问题，揭露生活中的“阴暗面”。作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在桥梁工地上》等都极具代表性。而作品《红豆》、《在悬崖上》等作品则是突破了题材禁区，描写了人性人情，以爱情题材为主。
第三阶段：1950年代后期至1960年代初期。该时期为长篇小说创作的丰收期。成就较高的是些农村生活和革命历史的，作家在个人生活积累的基础上，在苏俄文学的影响下，创作出作品如“三红一创”、《山乡巨变》、《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
十七年时期的小说主要有两大题材——沈月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和农村题材小说。
农村题材小说不同于一般的乡土小说。
农村题材小说兴盛的主要原因是但是文艺政策的提倡和重视，使得农村成为整个社会变革的中心。这也就导致了农村题材小说强调政治运动和斗争，作家立场被要求与农民的完全一致。
但是尽管那时的文学史上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政治性凌驾在文学性之上，政治运动造成了文学的盲从特征。面对那时的作品，我们能真切的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政治气息和那个时代人们的某些精神特征。小说对当代农村生活的反映，对农村中“新人”形象和“中间人物”形象的塑造，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大众化的风格还是让人感觉是一种视觉盛宴。
农村题材小说的主要代表作家有“山西作家”包括赵树理、马烽、西戎等，“陕西作家”包括柳青、王汶石等，还有周立波、李准、浩然等。
例如赵树理。代表作有《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锻炼锻炼》等，在文学界具有深远的影响，也是十七年时期的小说创作的主要代表。
如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它由正、续篇组成，完整地描写了湖南省一个叫清溪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发展过程，艺术地展现了合作化运动前后，中国农民走上集体
化道路时的精神风貌和新农村的社会面貌，剖析了农民在历史巨变中的思想感情、心理状态和理想追求，从而说明农业合作化是中国农村的第二次暴风骤雨。如同《暴风骤雨》一样，《山乡巨变》同样具有鲜明的时代感。
《山乡巨变》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又增添了邓秀妹、刘雨生、李月辉、“亭面糊”、王菊生、张桂秋等一批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特别是“亭面糊”这位老农，简直就是《暴风骤雨》中那个逗人发笑的老孙头的亲兄弟，显得十分丰满并富有立体感。
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山乡巨变》具有鲜明的民族特，每一章集中刻画一个人物，描写一件事情。作者善于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通过富有个性的行动，突现人物性格。学习古典小说刻画人物的技法明显可见。
《山乡巨变》具有浓郁的南国的地方特，湖南山村清秀俊美的乡风水和当地特有的风情民俗，赋予小说一种特殊的文化蕴涵，并创造出令读者心驰神往的优美意境。
在建国后，又有新的作品如《三里湾》，是一部反映农村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
总的来说，十七年时期的小说是为农民的写作，拥有大众化，通俗化的特点，故事性强，人物性格鲜明，加上农民语言的书面化，使得小说充满生活气息的幽默。
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不同于一般历史小说。
所谓的革命历史，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起创作目的是证明新国家的合法性，为转折期的人民提供新的生活准则和思想依据。
代表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红旗谱》、《青春之歌》、《红岩》等。
代表的作家有孙犁、茹志娟、王愿坚、峻青等。
作品的主要表现内容是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表现了民主革命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风云变幻的革命斗争，塑造了各式各样的英雄人物形象。
《保卫延安》、《红日》、《红旗谱》等作品深刻的揭示了历史本质，结构宏大，艺术虚构中加入了重大的历史事实塑造了英雄人物，歌颂英雄主义。同时又带有个人抒情性的特征。
如梁斌的《红旗谱》，是一部描写农民革命战争的壮丽史诗。该作品通过三代农民的生活和斗争道路，表现了农民如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摆脱为争取经济利益的自发发抗，走上一条推翻反动统治，进行政治斗争的全新的正确的革命道路。其中的主要人物朱老忠是跨越新旧两个时代的农民，寄托了作者关于新时代农民的理想。是一个有胆识、有韧性、有谋略、有坚定信念的农民英雄的典型。他从一个自发的反抗者经过革命的洗礼而转变为自觉的农民革命者的过程，揭示了中国农民要走的革命道路。
再如杨沫的《青春之歌》。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这段动荡的时代为背景，以青年女知识分子林道静的人生道路为线索，再现了这一时期的爱国学生运动，反映了这个时期各种知识分子的心理变化、人生道路和精神面貌。作品中的主人公林道静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旧家庭旧社会的反抗。对爱情的软弱缠绵。对革命的狂热。在革命者的引导下，逐渐克服自身弱点，告别“旧我”，成为一名比较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青春之歌》的主要艺术特征是结构上，以林道静为中心，全面展示了当时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复杂的社会关系。风格上，描写细腻，富有情感，抒情性。
这些作品以在特定的环境中依靠完整的故事情节来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为己任，刻画出来的
人物有时是一种现实矛盾的综合体，具有艺术表现力的意义。但是综观十七年文学史，典型在这里被过分甚至无限制的夸大，集中表现为一个无数风靡一时的革命战争小说反复出现的名词：英雄。
十七年文学中的小说的不足是，在新中国，对于英雄的崇拜带有很大的盲目性而值得提出的是，古希腊罗马的英雄和中国十七年所塑造的英雄却有着截然的不同。前者的英雄是既是人类完美的化身，也或多或少拥有人性中丑陋的一面，而后者的英雄却是在政治极端理想盲目化的社会条件下被逐步地抽空成一个代表先进阶级属性、拥有高尚政治品质的固定积淀体；前者有血有肉，和凡人一样有七情六欲，并且各人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特点，而在中国式的英雄崇拜中，他们除了“无我”地为集体而存在之外，很难在其身上到与众不同的特质。另一方面，为了体现英雄形象的完全高大化，十七年的小说几乎都采用了绝对的肯定手法——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是英雄就一定是顶天立地的，即使成为阶下囚，仍气贯长虹高高在上；即使面对千难万险，仍是由崇高的信仰激励着，没有半丝半毫的退缩之意。
最后，“十七年文学”中城市的隐匿更表现为城市文学的稀缺。“十七年”的中国文坛，原“解放
区”作家占有着主导地位，他们这些人熟悉的是农村生活，在他们思想深处文艺为人民服务被理解成为农民服务，他们多年来追求的文艺大众化，更确切地说是文艺的农民化。这就决定了他们的笔往往滞留在农村生活这一素材域中，而对他们身处的城市缺少必要的反映。即使是一些反映城市生活的作品，“城市空间”也被简约为“工厂”这一斗争资本家的场所，且这些作品中的情感抒发方式、道德体系、价值取向、文学想象方式等完全束缚在乡村文化范畴，反映的是作家们的乡村情结。这就表现出极大的片面性。
总的来说，十七年文学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屹立在历史长河中，有着其本身不可忽视的作用，无论是对于政治，当时人民的生活，还是对于作品本身而言，对当时和对后世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