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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纪的潮流与中国的崛起
历史的教训在于人们忽视或忘记历史教训。明智的政治家、战略家应当知道向何处前进，在何处止步。
中国历经数千载沧桑，而民族认同始终如一。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谋求国家的独立和统一，是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社会心理、道德观念、民族情感和价值判断的标准。这对于一些外国人来说，也许是不可理解的，但对中国人来说，却是中华文明的最高体现与追求。中华文明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独立起源的文明之一，又是世界上唯一延续不断的文明。
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就隐含着中华民族精神起源的信息：精卫填海、女娲补天、愚公移山、大禹治水等等，体现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民族团结、世界大同的精神，后来形成儒爱自律，道家的柔武超脱，墨家的勤苦笃行，兵家的权谋韬略，纵横家的审时度势，法家的耕战教化，以及“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锥，在汉苏武节”等等，都是民族精神与正气的体现，是我们民族不朽的秘密所在，这种发端于上古，绵延数千年的中国精神的升华，就是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和统一观念。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悠悠万端，统一为大。
二、导论
军事战略思维是思维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军事艺术的最高殿堂。其本质是从战争指导的角度，研究军事运动的客观过程，发掘其必然性、因果性和规律性的东西。
任何一种经验方法都有其思辨的概念和体系，而任何一种思辨的思维，也都会显现出它赖以产生的经验材料。经验思维越丰富，理论思维就越深刻。
战争指导面对的是复杂的、多变量的双方互动的战争客体，因此战略思维是多元构成的，是多种思维的综合，通过活跃的主观能动作用成为心智的创造物，作为自主的认识去指导战争实践。
军事战略的根本职能是实现国家、民族、阶级、政党的政治目标和安全利益。国家对外政策和战争性质决定每一个具体的军事战略思维的动机和目标。
战略上的有规则有定向与战役战斗的不规则无定向。有定向，是指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在一定的战略阶段内，无论战役方向如何灵活多变，但战略方向必须始终如一。只有当形势和任务发生重大变化时，才实行战略转变。
战争力量是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战略目标与战争力量是辩证的关系，战略目标必须虑及力量的可能；而力量必须按照目标的要求进行建设和发展，以便使二者相适应。当战略目标超过战争力量的可能性时，
则要么增强或合理运用力量，要么调整目标。
战略思维的目标性，主导着思维各有关要素的实际运作。
思维的特点本来就带有延续性。战略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不同的民族起源、历史发展、地理环境、文化背景、社会制度等条件影响下，所形成的传统观念和思维特征。
传统战略思维，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史积淀下来的独特的战略思考方式，是历史文化和经验的升华，渐渐成为一种习惯的方法论。中华民族聚友共源性的传统文化，它不仅蕴涵着我们民族精神历久不衰的秘密，而且也是我们民族传统战略思维的根基，其核心是追求民族和谐与国家统一。
战略思维的历史延续性不是唯一的现象，也不是可以轻易消失的现象，延续和改变正像生物界的遗传和变异一样，存在于历史发展之中。
军事战略的对抗，从来不只局限在军事领域进行，而是延伸到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外交等领域。
整体性是系统性的核心，系统性是整体性的生命，缺乏系统性的整体，就构不成有机整体和有序整体。
战略判断是就当前战略形势所作出的现实结论；而战略判断，则是对未来某个时期推理认识的结论。战略判断的困惑在于难以准确判断若干必然性因素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变化，以及这些因素将在何时何地通过何种偶然方式出现。
战略思维本质是一种对策性思维，所有的战略转变也都是对策性的转变。
归纳和类比推理本来就是或然的，把归纳法绝对化，作为科学发现的唯一正确方法，是靠不住的。演绎在逻辑上是必然的结论，但在战争指导的运用中，其结果仍然是不确定的。因为情况在不断变化，经验也好，预案也好，都是有限的，过去的。不能简单地用有限推导无限，用过去推导将来，用静态推导动态。忠实地依照历史经验制订战略计划往往以失败告终。战争艺术不同于战争法规，后者需要遵循，前者贵在创造。不仅是战争指导体现创造思维，正确的军事变革也是一种创造。我们承认经验的基础作用，更重视理性的创造活力。兵法也和艺术一样，要辉煌隽永就地创造。在战争中能创造优势才能生存和胜利。战略思维的关键是创造性，创造性是一种精神实践活动，作为对模式化和因循守旧的否定，从而实践发现新的意义。这里需要主观能动性作用的尽情发挥，需要挖掘思维的潜能，动员各思维要素之间的广泛联系，实现对经验和传统的超越。每一个创造性的出奇制胜成为历史经验的时候，它同时也就失去了创造的新奇，战略思维又需要新的创造来补充。
新的模式恰恰是在不刻意追求而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
战略思维要求在以往的战争经验、既定的各种方针原则和预案的基础上，依据现实情况并判断未来可能的方针，萌发出创造精神，抓住有利时机，果断作出决策。这是在战争指导上的天才与平庸的分水岭。
战争是特殊的社会现象，是超复杂的巨系统，其可变因素多，人为的假象多，对应性变化大。
三、军事哲学思维的本质
研究战略思维，离不开它的哲学基础。
哲学的贫困需要用实践升华的理论财富补偿。由于世界格局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而引起的军事革命，已进入辩证发展的突变阶段，解决军事上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具有特殊的意义。
哲学，包括军事哲学，一定会在重建民族精神，重建道德规范，指导社会发展和揭示高技术战争规律等历史过程中发挥作用，并且在新的历史实践中，补充、完善和发展哲学本身。
哲学即反思，军事哲学即是对军事实践与认识反思的结果。军事哲学是战争方法论，但主要是思维方法，是关于军事问题包括战争指导的认识的认识，方法的方法。军事哲学是军事抽象思维的最高宫殿，是军事学术的最高层次。
哲学是伟大的力，间接的力，却又是深远的力。
军事哲学依赖于战争主体对构成战争运动诸因素（如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地缘等）的相互矛盾和相互转化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它不仅是一种哲学，更是一种智慧。
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与逻辑学四者走向统一，乃是历史与逻辑发展的必然趋势。
战略思维不是凭空产生的。除了自身实践经验的总结之外，多半来源于研究哲学和战史。
一切战争艺术的理论，其唯一合理的基础就是战史的研究。
军事哲学的起点和归宿都是战争实践。实践和理论总是交替发展的。战争是实验阶段，战后是归纳阶段，对于下一次战争的预测和准备则是演绎阶段，如此往复。
一种理论或一种原则，必须具有概念的清晰性，才能付诸实施，也才能被实践检验或通过反馈逐步逼近真理。
军事原则是在复杂基础上的简单，是浓缩了的战争智慧。
科学理论，应该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其中包括理论性名词的科学性。
军事哲学的本质特征是军事实践经验上升的哲学观念，为研究和指导军事实践提供科学的认识论和方具。
战争归根结底根源于经济利益的对立和冲突（包括领土主权、海洋权益等生存条件的争夺）。只有经济的才是更政治的。战争与和平都是政治存在的方式，又都是经济基础、社会生产力发展所决定的。经济基础不仅是战争的根本动因，而且是战争的物质前提。
经济或生存条件的矛盾是战争的根本动因，是从整个人类历史长河的总体来说的，并不是说每个具体时期，具体战争都只能是经济原因。
战争是以武器的生产为重要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是以整个社会的生产为基础的。
军事运动是一个过程。军事的规律是通过军事运动过程展现的。任何事物的运动形式都能够而且必然会转变为其他运动形式，只有如此，规律才获得自己最后的表达。
由于战争原则无法在战前进行真正的试验，因而战争指导不可能完全脱离历史经验，但尊重历史不等于重复历史，尊重经验不等于照搬经验。军事上最忌讳的是按照上一次战争的模式准备下一次战争。
一种作战决心的确定，就是对其他多种选择的否定；作战发起后，进入认识的第二个过程，依据新的情况修正或补充作战决心，是对认识第一个过程不符合现实发展部分的否定。
军事训练目的军事上更强调反馈和逼近真理的速度，即反馈的速度要超过情况变化的速度。
在现代战争特别是高技术战争条件下，军队数量并没有丧失它的军事意义。没有一定的数量，则质量无从谈起。在作战中对敌建立兵力兵器的优势，仍然是基本的作战原则。
军事组织必须与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相适应。在冷兵器时代，由于兵器在质量上悬殊差别，战争胜负主
要靠军事组织与训练、军队规模和智慧谋略水平。其基本规律是，军事组织与生产组织合一则强；军事组织与生产组织相脱节则弱；军事组织与生产组织相背离则亡。进入时代，军事组织与经济组织相结合则强。在当今高技术时代，军事组织与高技术结合则强，反之则弱。
四、哲学方法和战略思维
世界上的任何人，都离不开世界观和方法论，都要按照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想问题、做事情，而且任何一种科学理论，只有当它起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作用，并为人们所接受和掌握之后，才能进入实践领域，它的理论指导作用才会表现出来。
中华民族的形成保证了国家的统一。这其中，汉字的作用不可小看，它作为一种文化载体，传递着各民族人民之间的思想、感情、文化、历史，是维护国家完整、民族团结的重要因素。汉字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把文字和艺术结合起来，信息载量最大，并且也是最便于计算机处理的优秀文字。汉字里面有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传统，有我们民族优秀的思想和感情。中国各族人民已经共同创造了五千年的文明史，还将继续亿万年。统一是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社会心理道德观念、民族感情和价值标准，因而也是战略思维的根本问题。
70年代美军从越南仓皇撤退，90年代美军在海湾战争取得胜利。关键原因是美军总结越南战争失败的教训，大力进行改革，使部队战斗力由弱变强。而这一转变的决定因素，并不是高技术装备，而是军事理
论牵引的军事训练和人才培养。
所谓谋略，就是力量使用的智慧和艺术。
一个国家的战略思维传统各有其特点，这种特点是由一定的国家利益决定的，而体现国家利益的战略又取决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缘等各种社会的和自然的因素。
在一定技术条件的基础上，战略又应当而且可以决定军事技术的选择、组合以及运用方法，以至决定军事技术的发展方向。
在任何一件技术兵器中，不仅有技术的含量，而且有战略战术的含量。
如果信息不与人的因素结合，不与火力与机动相结合，它就形不成战斗力，消灭不了作战对象。而战争的最后胜利还是要通过消灭作战对象，制服作战对象来取得。
五、战略指导中的不确定因素
所谓不确定性，是指战争中那些对一方或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属于无法明确的因素。
你在战略上同较弱的一方的核力量是等效的。
不确定因素是一种过渡状态，而且存在于敌对双方之中。作战决策的过程，就某种意义说，主要是对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分析、认识、权衡、诱导和利用的过程。
在相对和平时期，战略上的不确定性，可以是威胁，也可以是试探对方的反应。战略上的保密，也是一种不确定性的存在形式。
克服不确定性这个因素，一种方法是用最大保险系数加以覆盖，即用极强的确定性来对付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准备了对付最坏情况的办法，就创造了向好的方面转化的必要条件。第二种方法是用有计划有目的的不确定性对付不确定性。第三种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中，权衡利弊，选择最有利的方案，加以实现。
当今是多种战争样式并存的时代，未来战争可能是多种样式的混合与交替，每一种战争样式又是多种作战手段的综合运用。战争样式和手段的多元化使每个国家都难以准确估计对手的军事实力和战略潜力。无论是战争的发动者还是战争的防御者，都面对从未有过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制订战争计划是一个复杂的整体性和系统化过程，围绕着武装斗争这个中心任务，要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自然等各种因素考虑周到，组织和利用起来，构成一个紧密联系的、强有力的战争系统。
六、战略思维与战争计划
战略思维总是具体地表现在战争指导活动之中，尤其突出地表现在战争计划之中。战争计划是战略思维的结果与主要表现形式。
历史与现实之间总是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内在联系，这是一些传统得以延续的客观依据。而战略传统的影响大小，则取决于这种联系的紧密程度。特别是在主要战略方向，主要战略对象、主要作战方式上面，都往往可以看到传统的影子。在一定的情况下，历史上的战略方案甚至可能成为一种定式。
传统与创造是一对矛盾，在这个矛盾的解决中便表现着战略的智慧。战略要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思想和灵感，同时又要凭借创造性的思维去克服传统的惰性，尤其在激烈变革的时代更是如此。
计划总是着眼于将来的事情，不管是长期计划还是当前计划，都是对尚未到来的事情进行安排。所以，就计划的认识特征来看，它的本质是预见，其矛盾在于将来的情况是未知的，可以依据的，只有过去的经验和当前的已知的情况。
战争的规律性是必然性与盖然性的辩证统一，必然性通过盖然性表现出来。战略判断与预见的认识职能就是克服盖然性的干扰，由未知到已知，由不确定到确定。
“知”的本质是在情况不确定、不完整的条件下进行准确判断与预见，这是战略思维的一大特征，是考验战略家聪明才智的地方。
指导战争的人，无论是战略指挥员，还是战役战斗指挥员，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丝毫缺少勇气，不能丝毫失去战胜敌人而不被敌人所战胜的英雄气概。然而，由此把战争视为赌博，把冒险视为战争指导的本质，则完全是一种扭曲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