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江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anj iang Normal University
2021年4月第41卷第2期
Apr. 2021Vol. 41 No. 2
韩爱强
（回族文学杂志社，新疆昌吉 831100）
［摘 要］2008年，著名作家阎连科聚焦“高校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风雅颂》在刊物《西部•华语文学》
甫一发表，就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批评者认为，该作晶明显影射北京大学，诋毁高校人文传统，肆意将高校知
识分子形象妖魔化。作家阎连科在《风雅颂》出版单行本时，对初刊本进行了大量的增删和修改。后来，
阎连
科在其他版本中丈进行了简单的修改，并对初刊本的内容进行了部分还原。本文通过“对校法”出各版本之 间的不同，并考察版本修改背后的各种影响因素，从而为读者更好地理解这部作晶提供一种新思路。
［关键词］阎连科;《风雅颂》；版本罗列；对校举隅释义；修改动因考察
［doi ］10. 19575/j. cnki. cn42 —1892/g4. 2021. 02. 003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734（2021）02—0013—06
一、不同版本罗列
版本学是一门关于图书版本的学问，
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都源远流长，内涵丰
富，包罗万象。“版本变迁包蕴着更为丰富
的语言学、修辞学、写作学、美学、心理学甚
至社会学、政治学的内容。”口著名美国文
学批评家勒内•韦勒克指出，“作品的每一
版与另一版之间的不同，可使我们追溯出
作者的修改过程，因此有助于解决艺术作
品的起源和演变的问题”，“一个版本可能 就是一个几乎包括了每种文学研究的集合 体。在文学研究的历史中，各种版本的编
辑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每一版本，都
可算是一个满载学识的仓库，可作为有关
一个作家的所有知识的手册”。即I?对校
法，是校勘法之一，是将同一作品的不同版
本逐一两两相较，比较版本之间的文本差 异。对校法，只校异同，不校是非。“新文
学版本采用对校法的同时也要对异文作记 录，原则是要完整地记录下来，一般可采用
并置的方法。并置是便于比较，而完整记
录才便于看出修改内容的有机联系，才可
以作出正确、客观的分析o ”间"
2008年3月，著名作家阎连科聚焦知 识分子题材的长篇小说《风雅颂》在《西部•
华语文学》甫一发表，迅速招致严厉批评，引
起巨大争议。该作品描写了一位自卑、自
欺、懦弱、猥琐，在爱情、婚姻、家庭、事业上
都失败得一塌糊涂的高校知识分子，与理
想与现实中的高校知识分子形象大相径
庭。批评者认为，该作品中的“清燕大学”
和“无名湖”影射北京大学和未名湖，还“诋
毁高校人文传统，肆意将高校知识分子形 象妖魔化”。6月，《风雅颂》单行本在江苏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然而，单行本与初
刊本在内容上有很大不同。即便经过很大 改动，删除明显“影射性”的词句，批评者依
然保留意见，认为作家阎连科不了解高校，
并持有不良的写作倾向。当然，也有很多 读者和评论者对此作品持肯定意见。
截止目前，《风雅颂》共有以下五个版
本：一、2008年第2期《西部•华语文学》 的初刊本；二、2008年6月江苏人民出版
社的初版本；三＞2010年6月河南文艺出
版社的版本，暂名为河南本；四.2012年4
［收稿日期J2020-12-26
［作者简介］韩爱强（1987 —），男，甘肃会宁人,《回族文学》杂志社编辑，文学硕士，主要从事20世纪.以来的中外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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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云南人民出版社的版本，暂名为云南本；五,2016年9月河南文艺出版社的另一版本。两个河南本虽出版年份和装帧不同，但内容相同，所以，下文中所称河南本均指第一"版本。经过对校，初版本是在对初刊本删除约35000字的基础上重写约15000字形成的。初刊本末尾标注的写作日期为：“二O O七年三月至十一月初稿，二OO七年十二月改定于大连国际写作中心”⑷，初版本末尾增加了“2008年春节改定于洛阳大学”。云南本未标日期。河南本和云南本，又在初版本的基础上，删除约13000字，新增约1300字，同时，对部分敏感文字进行了恢复和整合。如此，笔者主要对版本对校过程中发现的几点重要不同进行举例和阐释，最后对该作品的版本修改动因作出考察。
二、对校举隅释义
（一）涉及著作名称及其章节标题相关的增删及改动。初刊本第5页，杨科的著作为“《风雅颂——关于〈诗经〉的家源性本根研究》”，简称“《风雅颂》”；初版本第2页，改名为“《风雅之颂——关于〈诗经〉精神的本源探究》”，简称“《风雅之颂》”；河南本第2页将“本源”改回“本根”，名为“《风雅之颂—
—关于〈诗经〉精神的本根探究》”，简称不变。云南本与河南本相同。初刊本直接指出《诗经》的“（回）家”本质，各版本则将主题和本质隐晦（隐匿）起来。卷四、卷八、卷十二题名，初刊本为“风雅颂”，各版本则为“风雅之颂”，是为统一而改动。另外，初刊本和各版本中关于赵茹萍抄袭杨科著作，在内容上有很大不同。比女口，书名《回家》改为《家园之诗》，副标题“关于艺术隐性家园的根本研究”改为“关于艺术精神的根本研究”，导论及各章题目也有较大变动。河南本、云南本与初版本一致。
在章节标题和文本内容上的变化。在初版本中每一章节都有以《诗经》篇章名进HJSFXYXB14行命名的文言文标题，还有以文本内容为
名的白话文标题。初刊本无白话文标题，是初版本所增加的，其他版本又删去了白话文标题，应为增加文本的对立与冲突性。白话文标题的增加是明确了《诗经》和文本之间的对立和撕扯，强化了解构性，复又删除则将标题的直观解构性暂时隐匿起来，将作者的主观能动性转换为读者的主观能动性，等待读者自己去文本中发现这一对立与冲突。需要指出的是，各版本《风雅颂》都有注释，这个注释是非常有必要的，删除会增加阅读障碍。注释是和正文本为一体的。“注释是对文本的最基本的阐释，会对文本的深文奥义、典故、风俗、方言、外语等作明确注解，扫除阅读和理解的障碍，使文本在最基本的语义层面不会被误读，
或避免理解的盲点，实现文本意义的增值»[5]365
（二）杨科和赵茹萍的学术生涯及职级
升降。初刊本中，杨科的身份直接是教授，
初版本则改为向教授不断努力的副教授，
后者无疑是放大了杨科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程度。初刊本中，面对杨科，被捉奸的副校
长李广智做贼心虚，紧张求饶，以利相诱，
希望获得原谅，显得谦卑，离开时也显得礼
貌，静声轻飘。其神、语言、表现，都放下
了副校长的架子，身份落差较大。杨科则
自恃大著已成，对李广智进行了“理直气
壮”的反问和“驳斥”；初版本则删除重写，
内容上有了大反转。面对杨科，李广智虽
有退让，但“青菜的脸上还有一种我行我
素的坚毅和刚强”，还在利用手中权力讨价
还价。杨科虽是占理一方，却“笑得软弱无
力、意味深长”，“悲从中来，想要哭出来；并
且增加了晴天霹雳的下跪，以知识分子的
名誉，三求他们下不为例。强烈反差，令人
瞠目。初版本中，杨科深知副教授身份，却
处处以教授自居，尤其在天堂街和前寺村
时更是以此向村民和小们自我吹捧。文
本叙述时，不断出现“教授（副教授）”的并
列。青年文学评论家金理认为，“教授后面
的'（副），当然不是杨科的心理而出于作家的意识，阎连科用客观现实来锲入杨科的主观叙述，一种不顾情面的提醒，一种讽刺。”⑷笔者认为，这是作者的提醒和讽刺，也是杨科对真相的内心虚弱。
赵茹萍的学术生涯和职级身份也有很大变化，涉及学业、学术、工作变动情况。初刊本中，赵茹萍没有参加笔试和面试，却凭父亲走人情关系获得入学通知书，入学后发表了论文，获了国家级奖项，获得函授本科一纸文凭，又趁热打铁报考了影视系研究生，没有听过几次课，也没有去过考场，试卷都是通过邮局寄来或自取，抄写完答卷寄送回，还靠着大量抄袭发表的几篇论文，两年后，获得硕士学位。就这样，赵茹萍从普通的图书馆管理员升级为艺术学院的讲师。然后，讲师一年升级副教授，副教授两年半升级教授。初版本则是另外的说法，差别显而易见。入学由被动变主动，本科和硕士取得由两年变一年，讲师升级为副教授；且明确指出通过文凭和父亲的关系，从图书馆管理员调入“应运而生”的影视艺术系当了讲师，又通过将他人论文组装成专著升级为副教授。（“应运而生”一词很暧昧，似在暗示影视艺术系专为赵茹萍而成立）。副教授向教授的升级，则一笔带过，短促有力：“我另辟蹊径，殍精竭虑，待我用五年时间完成我的这部专著《风雅之颂—
—关于〈诗经〉精神的本源探究》时，茹萍不仅从讲师被升为了副教授，还又破格被晋升为高职教授。”
（三）人物及其称呼等相关方面的改动。初刊本中，《东方之日》《缁衣》《木瓜》《清庙》《天作》
五节，约10000字的内容，涵盖杨科和赵茹萍的擦身而过，赵教授和杨科的交谈与邀请做客，杨科和赵茹萍的相识、结婚、恩爱，以及首次见面时赵茹萍向杨科坦诚她的早恋、开除、怀孕、人流、辍学、待业、工作，父母对她们婚姻和未来的安排，以及叙述者陈述的赵茹萍的学习、学术以及工作变动情况。在初版本中，被压缩、精简为一段800字的内容，且位置不同，内容也略有差异：仅提赵茹萍早恋和辍学，未提人流和退学。初刊本中，不仅出现了导师形象，还直接出场进入文本，和杨科进展开过对话，而且赵茹萍母亲也出现了，身份是俄罗斯文学教授。初版本，赵茹萍的父亲和母亲都只是被陈述的对象，后者也只是在第177页仅有一次提及。另外，初刊本中的“赵茹苹”在各版本中均改写为“赵茹萍”。为统一方便起见，本文中均以各版本中的“赵茹萍”为主。
还有，初刊本中的天堂街小“王杏儿”，初版本中为“张杏儿”，并且强调了一句“和我们校长一个姓”。初刊本中乡长姓王，初版本中姓张，也强调了同样一句：“也和我们校长一个姓”。不禁令人疑惑，杨科的校长到底姓张还是姓李，明显有些混乱。孙小敏的丈夫木匠，初刊本中姓王，初版本中姓李，但两个版本都备注“和我们校长一个姓”。关于小木匠，初刊本和初版本有几处不同：初刊本中形容的“乡下人”，在初版本为“土木匠。这个该死的李木匠！这个李木匠！”；初刊本的“小木匠”，在初版本为“土木匠（而且还姓李！）”；初刊本的“乡巴佬”，在初版本为“李家的土木匠”，初刊本第123页还有一句在初版本中被删除：“—
—我让你欺污我家小敏，你个耙楼深处的乡下人，竟敢比我一个教授活得还自在。”初刊本第126页的“哪
阎连科儿就比我杨科好？”，在初版本第270页为“竟敢也姓李。要姓李就是这结果。”实际上，杨科正是通过贬低木匠，来发泄自己感情的无着落感，释放内心的空洞，至于凸显自己的知识分子和教授身份倒在其次。
（四）涉性文字的删除、改写和还原。这部小说大胆出格，为批评家所诟病。初刊本第94页，卷七《颂》第三节《腳》中，杨科作为知识分子与妓院小共度除夕夜，将《诗经》写在众小身体上的情节：“我就从我的行李中取出笔，开始为她们签名和留念。把我的名字写在她们的手掌上、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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膊上、肚子上、后背上、乳房上、大腿上，我不仅签上我的名，还心血来潮，把《诗经》中的句子写在她们的胸脯上和乳沟里。”初版本删去初刊本中其他所有情赤裸直露的情节，仅留此处，给读者一种“洁本”的况味。被删除情节共二十处，依次位于初刊本第90页至第94页。删除缘由，不言而喻。河南本和云南本对此内容恢复。
初版本对初刊本两处赤裸直露内容进行了彻底改写。第一处，初刊本第94页：“我把—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两句诗写在小杏子的肚皮上时，把我的名字签在了她的肚脐眼儿上。我把《采葛》的全诗写在一个有
对大乳房的姑娘的乳房上时，把我的名字龙飞凤舞地签在她的乳沟里，最后还又捧着那对乳房把那首千古绝唱的诗给她们大家朗诵了一边让她们听—
—"初版本第196页将“肚皮”改为“前胸”，“乳房”改为“脸蛋”，“乳沟”改为“下巴”，“捧着那对乳房”改为“捧着那皎月似的银盘脸”，并将“肚脐眼儿上的签名”删除。第二处，初刊本第94页为：“我一边朗诵，一遍解释，朗诵完了后，她们先是小声地窃笑，后又大声放肆地狂笑，并和我一样去那对大乳房上捧读那首诗，最后就都捧着乳房大声地唤—
—”初版本第196页至第197页改为“对着白嫩漂亮的大脸读诗和大声唤”。初刊本还有一处涉性文字在初版本中被删除。初刊本第146页，卷十二《风雅颂》中：“我要高潮了。——我要高潮To——我要高潮了。”初版本第319页，仅留一遍：“我要高潮了。”河南本第276页，重复了两遍。云南本第312页，也是两遍。
（五）结尾部分的重大改动。这是该作品最重要，最性命攸关的部分。初刊本作品尾声的“知识分子中的零余者们和天堂街的小们在诗经古城的生活情况”、“通过撒尿远近的比赛分配性爱资源情况”、“杨科停留在堕落的诗经古城”约5300字的内容，在初版本中被精简、压缩、改写为HJSFXYXB16“知识分子和小们抓阎分配性资源”、“杨科最终选择在清晨寂静时分离开，只身一人在茫茫白雪中继续前行，走向诗经古城的更深处”约2000字的内容。云南本中，“撒尿分配性资源”部分在初版本基础上，得到部分还原，
河南本未予还原。此外，初版本、河南本、云南本尾声，杨科离开诗经古城时，心底发出一句感叹语，初版本第326页为“我的天堂生活哟”，河南本第282页则为“我最糟糕的天堂生活哟”，云南本第320页又为“我最幸福、糟糕的天堂生活哟”。初刊本和各版本结尾有很大不同，故无此句。
初刊本中，作者给予杨科以停留，也就意味着停滞。初版本中，给予杨科以出走，则意味着再次启程。远方是否有一个声音在召唤他，不得而知。文本没有给读者以交代。但我们知道，再次启程的杨科，内心确有一份坚定。杨科不是鲁迅笔下的过客，也不是卡夫卡笔下的过客，相同的是，他们都没有足够的干粮。我们也可以说，结局改停留为頗頗独行，或许是给杨科一条微渺的重生的出路。结局的“重生”与阎连科其他长篇小说的结局相同，都在绝望中给予主人公一点希望，一丝光亮。比如，《日光流年》的回到子宫重新孕育生命，《坚硬如水》的从阴返阳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受活》的受活婆和受活节，《丁庄梦》的女蝎造人和“新的蹦蹦跳跳的世界”。尽管希望和光亮微弱渺茫，却毕竟是重生与希望，只是向着相反方向，以另一种姿态“回家”，就像《风雅颂》最初叫做《回家》。
（六）其他增删内容及规范式微小改动。初版本根据新改动的内容，对初刊本中相应部分细节进行了整体性调整和统一，对个别错误进行了更改，删除了一些描述人物心理活动的文字以及对话内容和琐碎细节。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列出，仅举个别改动较大和典型事例予以说明。比如，初刊本卷四《风雅颂》中约5200字的内容在初版本中被删除：杨科在医院的感受，
对医院及其周围的情景描写；赵茹萍来医院看望杨科时提出离婚，他们之间的强弱对话，尤其是杨科的心理活动；赵茹萍走后，杨科在医院的发疯打闹；医生护士对杨科的迅速出击；对院长办公室的景描写；杨科给精神病人讲解诗经时的心理活动；杨科面对阳光照耀院长办公室时的心理感受，突然生出的对医院环境的不适感。
还有，初版本在初刊本的基础上新增部分内容，比如，卷二《颂》第三节《噫嘻》中“赵茹萍翻箱倒柜地李广智的内裤时和杨科的对话”（约2300字），卷三《雅》第一节《出车》中“杨科给学生讲差点被撤销的《诗经》解读课时的心理活动”（约1500字）。河南本和云南本又对初版本的部分内容进行了删除，比如，卷一《风》第四节《捧兮》中“赵茹萍眉飞舞讲课的情节和对杨科示爱的拒绝”（约3700字），卷三《雅》第一节《出车》中“杨科给学生长篇大论大讲特讲诗经解读课”（约3300字），卷四《风雅之颂》中“医生询问杨科疾病情况及赵茹萍到医院提出离婚”（约4300字）。河南本和云南本也有个别新增内容。另外，初刊本和初版本还有个别章节，存在位置、标题、注释、主体内容有异同的现象。
三、修改动因考察
2008年7月，阎连科和吴怀尧的对谈中提及，因为他的作品长期以来的争议性可能带来的出版风险，加之《风雅颂》本身的荒诞性和解构性，以及“题材敏感”和“太灰暗，没有正面人物”⑷，使得《风雅颂》的
出版并不顺利，辗转多家出版社才得以问世。虽然最终落户江苏人民出版社，但作品还是经过了五六次的较大修改。阎连科如是说：“最重要的修改，是集中在关于院校这一部分。初稿这一部分我写得有些啰嗦，单行本删去了许多，也更换了一些重要的情节。还有一处最重要的改动，是小说的结尾。因为这个结尾不改，出版社就不肯出版，同时，这一结尾，还吸收了著名批评家、上海大学教授王光东的建议。”间熟悉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读者肯定知道，文学作品在发表、出版和再版的过程中，会受到来自文本内部和外部的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比如，来自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出版机构的审査机制，作者自身思想的动荡和转变，作家对作品艺术完善的追求，读者、评论家的喜爱或批评的反馈意见，以及其他来自内部和外部施加的压力和影响等。加之，中外都有的修改作品的历史传统，等等，这些都进一步导致作家对作品的再修改和再完善。在现代文学史上，对作品的“迎合性修改”是一个重要原因*斑改革开放以后，紧张的政治氛围逐渐放松，文学迅速发展起来，文学作品的修改动因远微于现代文学作品。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影响因素日渐式微，开始让位于出版机构审査机制，编辑的作用和影响便凸显出来。
前文有述，阎连科说，结尾不改，无法出版。由此可见，出版机构和编辑们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审査者和操刀手的作用和影响力不容小觑。“编辑具有三重身份：既要做好作家作品的编辑'清洁工'，又要维持国家意识形态赋予出版社以及这些编辑的政治权利，更重要的又要保持作品出版的畅销性。除了已知的编辑和出版的因素，阎连科对作品整体性的修改、统一和完善，更多的还是出自作家对作品本身艺术性完善程度的追求。这里，就不得不提及另外一点：相较于初刊本，初版本、河南本和云南本还增加了《
后记三章》，分别为《漂浮与回家》《不存在的存在》《为什么写作和要写怎样的小说》。文贵良指出，“《风雅颂》有后记三篇，这又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第一版就有作者自己的后记三篇，在小说史上可能少见，至少表明作者还想说点什么，说了可能没有表达清楚，还想再说，这种想法的持续表达内含了作者某种障碍。”⑴」
那么，阎连科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想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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