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晶黄》：灵魂流血的汩汩之声
阎连科的《生死晶黄》是属于军旅文学的一部长篇小说，其塑造的农民军人形象，兼顾农民与军人的双重身份。阎连科深情关照农民军人的生存状态，表现了农民在现实裂变中的挣扎与反抗，以理性视角探求农民军人的精神病灶，抚触灵魂深处的激荡。
一、“农民军人”――土地文化的渗透
农民天生与黄土维系在一起，他们的命运也被死死扣在贫瘠的土地上，进入军营是脱离土地的捷径。别人入伍升官神话般的经历刺激着农村青年的欲望，《生死晶黄》里的大鹏便是这样一个青年，为了离开故土，永生不再种地，大鹏才去考学当兵。在自认为逃离土地之后，却遇到人生新的挑战，由于自己是唯一的大学生，在危急时刻就得独立承担堵漏的风险，正因为了解核裂剂的危害，大鹏更不敢轻举妄动，然而逃出去又将会被送上军事法庭。英雄与懦夫只在一步之遥，对于生的欲望如此强烈，远远超越了特等功和荣誉称号的诱惑，晶黄的核裂剂在大鹏眼前一闪，他从发射架上摔了下来，还没来得及努力出什么结果，还没来得及反悔自己的贪生怕死，那样的一瞬已宣布他成为一个逃兵。在将滴未滴的核裂剂面前，他和旅长营长同样拥有死亡，同样拥有痴傻的可能，却不能拥有同样的生存。当大鹏明白这些时已经太晚，一切都来不及了，大鹏开始了旷日持久的终身受审。
参军入伍，不仅寄寓了年轻人个人的理想抱负，还背负着整
个村的的荣耀与灼烈期盼。大鹏的退伍返乡成为姑姑和鸟孩的噩梦，等待他的是村人的冷漠和轻视的眼光。农民军人身份的复杂性决定了人物命运的坎坷，农民没有生存的希望，时代与社会难辞其咎。在这冰冷的生存环境中，让人感受不到一丝一毫的温暖，为农民军人的生活蒙上了灰的人生基调。对于农民军人对自身利益的渴望与维护，阎连科给予了极大的理解与包容，把人性本身的挣扎与妥协描述地客观且深刻。“帮助阎连科‘平视’农民军人也罢，‘理解’农民军人也罢，其中重要的因素决不仅止于文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还有更关键的一条，即阎连科自己就是一个农民军人，一个农民，一个农民之子。”[1]阎连科从土地中走出来，也当过兵，作为一个从耙耧山脉走出的作家，他理解农民军人的痛苦与无奈。阎连科深刻体会到土地对人生命运的禁锢，对于他的耙楼山脉，他的村庄与村民，无不寄托着真挚强烈的感情，他始终心系着广袤黄土上的农民，对他深爱的民族、土地充满了深情。即使大鹏的怯懦令人惋惜，阎连科还是尊重大鹏的选择的，并未对大鹏的逃离战场加以谴责。阎连科对农民军人始终保持着宽宥的态度，甚至当大鹏面临战友和村人的不理解时，可以感受到文本背后阎连科隐隐的温情。
农村的残酷现实逼迫农民寻新的出路，每个人抱着脱离贫苦生活的理想进入军营，希望过上理想的富足生活，却往往进入一个更为复杂的生活环境。对于参军入伍的农民军人来说，与留在故乡的农民相比，他们似乎已经幸运的多，然而跟他们的人生
理想相比，终究是辛苦攀爬而遥不可及，他们只不过是想立功获奖，再升个一官半职，甚至卑微到只是想保住现有的位置。一旦入伍，权威压制下农民与城市人的隔膜仍在，对土地的漠然又使之无法返回故
乡，赖也得赖在军营。阎连科以冷静的笔法刻画出农民在现实面前的徒劳无力，把农民的压力与焦虑表现地淋漓尽致，从而揭示了农民改变身份与命运的艰难。他更多的是要揭示出城乡文化的差异和对立，挖掘乡土农民的生存本相，为他们寻出路。
二、消解英雄――回归真实的人性
农民困苦的生存现状，不仅有时代社会的因素，自然环境的影响，还有人性自身的限制。传统文学塑造了一系列出生入死，英勇无畏的工农兵英雄形象，而阎连科颠覆了传统军旅题材小说，重新塑造了多元化的人物形象，解构了英雄光环，还原了真实的人性。与传统文学中崇高的军人形象不同，阎连科更多的是要表现出军人处于现实中的苦涩和窘迫。阎连科说自己在写军旅小说时目的只有一个：把军人当“人”写。如果在军事文学中，笔下的那些军人是“人”了，那就是最大最大的的欣慰。阎连科看到了其他军旅作家所未涉及的人性本质，军人首先是一个人，其最本真最微小的愿望便是活着，最高级的荣誉没有最渺小的生命重要，没有什么比活着更真切更具体更叫人珍惜。生死一掷的选择是痛苦的，难以言状的苦楚化作大篇幅的心理独白，阎连科把生命与荣誉的价值摆在人们面前，供人们衡量。生与死的交织
撕扯着众人的心，引发人们对农民军人这一特殊身份的关注与思考。
阎连科笔下的军人只是个普通的人，贫苦农民出身，所谓的建功立业不过是想脱离土地，脱离贫穷，但往往这才是有血有肉的真实。大鹏当初走入军营不是如他所回答的是为了“尽义务，报国家”，而是为了
自己的前途，他怕打仗，怕死，怕憋在贫穷里。我国是农业大国，自古以来的战争直接或间接多由农民来承担，在现实生活中，还有千千万万与大鹏一样的农民，他们当兵不是为了保家卫国那样崇高的理想，而是为了自己的吃饭问题，他们不懂军人的含义，在他们眼中，军装只是漂亮的装饰，军营只是优良的住所，却无法理解军人所必须面对的死亡与战火。当死亡成为欲望的终结，黑暗降临时，本能的反应便是躲避和退缩。阎连科“有意无意地把关注的目光瞄准了农民军人与乡土中国
这一主要症结，既注意到了前者对后者的反叛（‘逃离土地’），更注意到了后者对前者的制约（来自土地的农民根性），就在这双向逆反关系所构成的强力场中展开自己的艺术世界。”[2] 阎连科的文字充满泥土味，质朴却又震慑人心，通感的巧用变无声无形的语言以有声有形，挖掘出深邃的人性真实，让人思考人的出路尤其是农民的出路到底在哪里。阎连科认为，“军旅文学中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应该坚持，但我们也不能忽略人道主义或革命人道主义的积极作用。军旅文学是一个内涵很丰富的概念，我们不应把它理解得过分单调和偏狭。”[3]
三、灵魂救赎――生命价值的参悟
斯马特说过：“如果苦难落在一个生性懦弱的人头上，他逆来顺受的接受了苦难，那就不是真正的悲剧。只有当他表现出坚毅和斗争时，才是真正的悲剧……，悲剧在于对命运的反抗。”[4]等到黑暗的命运淹没他，大鹏才意识到懦弱地活着和死了并没有什么差别。大鹏想回到生养他的村庄，从此无忧无虑地守着
土地，做一个本本分分的农民，可是他的土地和村人已经抛弃了他，他们可以接受一个犯过盗窃罪的同乡，却无法原谅他这个从战场逃离的懦夫。所有人都把他当作罪人，看不起他。名声不好的时装店女主人也小瞧他，把他看成“好坏你也是犯过罪的人”。没有人真正不把他的“罪”往心上放，耙耧山脉挤不出一寸多余的土地给他，他知道他哪儿有违了军营和NT-JE核裂剂，可他不知道他哪儿有违了他的村落和土地，军营不容他，故乡不该不容他。想到姑姑的积郁成疾，村长为他地时的叹息，XX局干部看完那毫无价值的“无罪证明”后异样的笑，无奈之下大鹏不惜放弃尊严，委曲求全返回军营。
阎连科返回军营之后的大鹏小心翼翼处事，心心念念等待一切可以立功的机会，然而残风吹灭了一次次希望的烛火。大鹏迫切地想立功，想当一个英雄，可这样的行为并不会让人觉得崇高、奋进，而是透彻心骨的无奈与苍凉。人一旦成为追求的附庸，便会迷失自我。大鹏年轻，有知识，有抱负，却没有精神寄托，他不知道该把未来依附在哪里。阎连科刻画出农民军人无处安放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