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苦难的精神超越
作者：白玉红
来源：《新闻爱好者》2008年第22期
        苦难作为人类生存境遇中无可规避的本质属性，从来就与文学结有不解之缘。千百年来，文学正是因为苦难才显得深沉而伟大。
        20世纪的河南充满了忧患与灾难。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河南的社会经济同样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时至今日，相对于沿海发达地区，河南的经济水平在全国仍处于滞后状态。究其原因，既有天灾，也有人祸。许多当代河南小说作家大多出身于农村，甚至是落后的穷乡僻壤，饥饿、寒冷是故乡留给他们最深刻的记忆。这样，苦难就成了河南作家笔下的永恒话题。
        自称是“同时代人的秘书”的张一弓的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一直被文学评论者当作伤痕文学或者反思文学。但是，如果抛开所有的政治背景，便不难发现，张一弓不过是写了一个关于苦难的故事：自然的苦难——灾荒；社会的苦难——左倾政治的重压；然后是人在苦难中的生活以及面对苦难的反应。
        对苦难的反抗和挑战是如此深刻地蕴含在中原作家的灵魂之中，以至于有些作家在书写苦难和书写对苦难反抗的时候，甚至都要情不自禁地直接发表言论：刘震云在《温故一九四二》中，就直接对大灾荒年代里敢于领头到地主家明火执仗地滋事的毋得安予以热情肯定。面对苦难的反抗，不仅仅有如同李铜钟、毋得安那样直接的强硬的抗争，事实上，在河南作家笔下，这种反抗，更多地体现为一种默默的反抗——承受，通过承受苦难来反抗苦难。在李佩甫的小说中，乡民们在命运的沉重压迫下生活极为艰难，而且还常常遭受着意想不到的厄运。但是，即使在最难以承受的时刻，他们身上也会迸发出令人难以想象的忍耐力。比如《红蚂蚱绿蚂蚱》中的德运舅在新婚之夜新媳妇上吊后，似乎一下子被压成“呆子一个”，一声不吭地连着躺了七天七夜，但是第八天，他又背着老镢一如既往地下地了。这种源自生命本能的承受艰辛的坚韧，成为中原民众抗击苦难的最普通的方式。
        近几年享誉全国的阎连科是从河南偏远山村里走出来的作家，素有“苦难叙事之大成”的称谓。在他的小说中，苦难是弥漫小说中最浓郁的云翳。“瑶沟系列”是阎连科真正意义地描写苦难的开始。1998年以来，阎连科像许多任劳任怨的黄河流域的农民一样辛勤耕耘着他的耙耧三部曲，让《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沿着时间历史纬度一一呈现出“荒诞中国”的“荒诞地图”，这些作品都在复原这种看似荒诞的历史记忆片段：、破四旧、右
倾下放、揪斗反革命、文化大革命十年，并用一种适合彼时语境的狂躁文体参与“受难”。在《日光流年》中，阎连科用近乎寓言、说唱的言说方略编织了一段河南僻壤耙耧山脉里三姓村在村长司马蓝引领下为战胜喉堵绝症而进行的顽强搏斗史。阎连科在《日光流年》卷首语里寄托了他深深的忧思和写作由衷：“谨以此献给我以存活的人类、世界和土地，并以此作为我终将离开人类、世界和土地的一部遗言。”司马蓝无疑是三姓村里受难的综合代表，他经历了当代中国农村所历尽的一切苦难，蝗灾吃蝗虫，饥饿食观音土、鸦肉，为了兄弟妹活命，他背弃了与蓝四十的爱情而娶了家有囤粮的竹翠，为了修通渠道、引进灵隐水、消灾免病活过四十岁，他一次次地去卖躯体上的皮，他最大的梦想是让三姓村人过上世外桃源式的自由生活。小说里中国乡村饥饿、穷困、物质、金钱、情欲的受难处境逼现出作家阎连科深深的悲悯情怀，他将这种全民族受难体验浓缩嫁接在一个小小“耙耧山脉”里的三姓村，以此实现他用“血红骨白”苦难生活里满蕴象征寓意的用心。《受活》更用奇诡的想象力、隐喻反讽遍地横生的如椽之笔构设起一部中国“受难史”，在30万言的小说叙事中，“受难”成为“受活庄人”的最贴切指向，这个由197个盲、哑、聋、瘫、瘸等肢体残疾人组成的离奇村庄，地处与世隔绝的耙耧山脉深处，战争和运动的不及使他们长期过着自给自足的自由生活，同时，村人和村落的特殊性使他们都处在弱势和被忽略的位置，是周边三个县都遗忘的“自由”村落，
即使到社会主义红旗插遍中国大江南北之日都如此。孙郁先生认为，“只有经历了灾难、幻灭的人，经历了死亡般窒息的人，才能够正视乡村社会的深层隐语。阎连科把那些痛感统统压在了自己的身上，去为一个民族背负黑的棺椁，并踩出一道道的墓志铭。”
        以小说《鞋》而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刘庆邦，素有阎连科“短篇王”之称，他的小说叙事也彰显着观照苦难并作出独特性理解的努力。刘庆邦的小说《落英》、《高高的河堤》、《远方诗意》、《平原上的歌谣》等提醒着人们：历史记忆的苦难行犹未远，遗忘历史无异于背叛。长篇力作《平原上的歌谣》，是“迄今为止写‘三年自然灾害’的最让人心灵震撼的作品”。它以“歌谣”的特殊形式昭示着作家探索历史——现实——苦难关系的努力。而在《种在坟上的倭瓜》中，猜小把种植并收获倭瓜当作自我成长的仪式，地点选择在父亲的坟上：《少男》中河生执拗地阻挠订亲，彰显出的是对于亲情的渴望和被保护的期待；《小呀小》中小为小罗锅子弟弟平路寻求少年的快乐甚至付出生命的举动，昭示了失去“父位”遮掩的巨大代价。对于刘庆邦而言，饥饿、贫困、疾病、失去庇护的痛苦已经成为他关于生命、世界、人类生存状态的最原始、最深刻的体验和经历，这实际上已成为他不可绕开的情结。
        郁达夫在谈及自己对于创作的态度时，曾以法国作家法朗士的口气宣称：文学作品都是
作家的自叙传。这虽然是20世纪20年代浪漫派的自我抒情小说的典型宣言，但对于普遍的文学创作来说，也是很有适用性的。作家都会在文学创作中不同程度地调用自己的记忆，折射出自己的生活经历。在苦难中成长成熟起来的河南小说家，用小说告诉我们：苦难，作为人对现实非自觉承受，并不单指物质生存境况的艰窘与辛酸，更意味着人在困苦的境遇中对人生特有的心理感受，意味着现实生活对于人正当、合理愿望的嘲弄与对激情的压抑；苦难，能导致人生的缺陷与失衡，更能磨砺坚强的意志，进而产生追求超越与平衡的反差与张力，而人生的价值，正在于对自身苦难的严峻正视、深刻思考、透彻理解与不懈抗争。
        (作者单位：郑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编校：杨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