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中后期的小说 寻根和现代派
有趣，在探索文学发展的道路上，这两个类型选择了看上去截然相反的道路，一个选择往前寻属于民族的传统文化资源，另一个则选择了探索小说的写法和边界——如果把创作理解为一种劳动，一种把文化资源通过一定的写法加工成作品成品的劳动，那么这两个类型正好是选择了资源和写法两个方向来谋求发展的。
不过在现在，“发展”本身的价值也要打个问号，或许现代主义时期确定下来的，后现代主义时期重新巩固的那种对创新永无止境的追求（“后现代就是永恒的现代性”），这个目标已经不再具有吸引力了。文学终究是要满足读者的的需要，是要有“实用”价值的（就是，提供审美体验），一味的求新求变恐怕只能让文学让艺术走向自我分裂的死路吧。
简单总结的话，80年代小说的流派大概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伤痕文学，其中复出文学和知青文学风头比较大，然后是80年代中期的寻根小说和现代派小说，最后是80年代后期的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还有一个贯穿了整个80年代的女性写作问题。
还有一点就是关于文学史写作的问题，按照作家来梳理的创作史，和按照流派来梳理的类型史，
这两种历史写作方式感觉是有些互相排斥的，除非某个作家长期只在一个类型内耕耘，这时创作史和类型史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合一。而洪先生这本当代文学史，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似乎并不太好，整体上是按照类型史来梳理的，但对类型流派归纳定义取材似乎不那么清晰，写得清晰笃定的，一般都是在分析某个著名作家的创作史，但这些创作史却时而逸出类型的框架，让历史叙述显得有些混乱……
我个人认为历史终究是类型的历史，而不仅仅是知名作家的创作经历，总体上还是要坚持以流派分析来写作历史的。现代文学三十年在这方面的处理或者更好，关于历史的分析多以分析类型流派为主，作品作者仅仅是为流派提供例证，而对作者的详细分析则另开新章，防止这些创作史的叙述干扰历史的框架，让这两者在分隔的状态上相互印证，而不是放在一起相互干扰。
|寻根文学
84年在杭州开了一次会议，讨论新时期文学的成就和方向，主要是知青文学作家和批评家参加，其讨论的关注点放在文化上面。会后与会者纷纷撰文发表关于文学寻根的见解，韩少功的文章《文学的“根”》被认为是最具代表性的，其认为①文学之根应该“深置于民族文学的土
壤中”②作家的责任是用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民族的自我。之后汪曾祺80年代初的言论，和短篇《受戒》《大淖记事》等，和王蒙的系列小说《在伊犁》被追封为寻根小说的源头。
伊犁美食寻根文学的诞生有其文化动机，也有其文学动机。
后的反思热潮，已经进一步深化到古今对比中外对比的程度，社会普遍要求向前看，要求现代化，同时又不能失去民族的立场，而寻根文学则承担了回应这一困境的文化任务，以现代意识来重新观照传统，寻民族文化的根，来修复民族谨慎，为现代化的进城提供可靠的根基。
文学寻根的提出，还存在着文学本身的直接动机。一是为了解决知青作家普遍遇到的创作危机问题，其迫切需要到摆脱自身困境的有效道路，毕竟知青经历这些个人的直接经验不能吃一辈子，创作总要寻求突破，人总要向前成长。二是与“世界文学”对话的需求，要求内容上具有独创性，而不仅仅是模仿现代派的手法。
寻根的主张使得小说的内容远离了政治、社会和历史的批判，转而温和的表现世俗日常生活和民俗地域文化，汪曾祺那句“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被看做是具有代表性
的发言。这因此产生了所谓市井小说（都市小说）和乡土小说（乡情小说）的概念，前者有邓友梅、陆文夫、冯骥才、刘心武，后者有高晓声、汪曾祺、刘绍棠、路遥、贾平凹等。其中京味小说的创作尤其火热，不过到了90年代，热潮转移到了书写上海记忆上。
寻根一方面汲取民俗文化的特点，另一方面则在思想上吸收传统文化的成果，不过他们大部分人比较拒斥儒家学说为中心的规范，而是接受佛道两家和野史民间风俗的“精华”。
在写法上，寻根小说虽然也受到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等现代作家的启发，但主要还是以开发传统小说为主。其主要师法传统小说中朴素节制，清淡自然的一脉，要求小说在章法结构上营造整体的氛围情调，语言要平淡节制见解，融入一些古白话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