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及其与《春秋》的关系
《左传》及其与《春秋》的关系
李晓杰
《春秋》和《左传》都是我国学术史中的名著，两者的关系错综复杂，今天我们就试着梳理这⼀复杂的问题，⾸先我们从书名说起。
“春秋”的释义
关于“春秋”的释义，学术史上有不同的说法。第⼀种观点认为“春秋”就是⼀年四季的简称，也就是选取春、秋⼆季来代表⼀年之四季。这是杜预的观点。第⼆种观点认为“春秋”是赏罚的制度，叫做“赏以春夏，罚以秋冬”，也是赏罚各取⼀个字，变成“春秋”。第三种观点认为“春秋”有褒贬的意思，也是跟赏罚有点近似的。第四种观点认为这个“春秋”是跟孔⼦修《春秋》的时间有关，孔⼦于鲁哀公⼗四年春，西狩获麟，作《春秋》，九⽉，书成。以其书春作秋成，故云《春秋》也。就是说正好孔⼦修《春秋》的时候⽤了这么⼀年的时间，所以就取了这个名字。⽐较⼀下上述四种提法，现在的学者⼤部分认为第⼀种说法⽐较切合实际。
《春秋》的主要内容
如果⼤家对中国古代典籍⽐较了解的话，就会知道《春秋》是被称为第⼀部编年体的历史著作。我们在这⼉定义它为编年体历史著作可能会有⼀些学者持不同的意见，因为《春秋》在儒家四书五经⾥是列⼊经部的。所谓编年体就是如果我们叙述历史事件，它是按年叙述的，然后同⼀件事情发⽣在不同的年份，它会把它拆开，放到不同年份去讲。这个好处是什么呢？线索是按照历史时间来⾛，但是有⼀个缺点，同样的事件它可能会被割裂，所以就在编年体之后⼜出现了纪传体。⼤家⽐较熟悉的纪传体就是《史记》，它通过本纪、列传等形式来反映⼀些事件。其实纪传体也有⼀个问题，就是为了照顾到事情的来龙去脉，会在不同地⽅重复某⼀事情，所以后来⼜有学者结合上述形式创⽴了纪事本末体。最著名的纪事本末体著述是《通鉴纪事本末》，把《通鉴》按年排的事件重新做了编排，所以说它的⼯作⾮常简单，虽然简单但依然有它的⽣命⼒。
再回过头来看《春秋》，有学者做了统计，《春秋》的字数是16572字，涉及的年份是242年，始于鲁隐公元年，⽌于鲁哀公⼗四年。《春秋》后来发展成三部书，⼀部是《左传》，⼀部是《公⽺传》，⼀部是《穀梁传》，三部传前⾯都附有经⽂，就是所谓的《春秋经》，在《公⽺》、《穀梁》前⾯附的经⽂⽌于鲁哀公⼗四年，但是《左传》所附经⽂，要到鲁哀公⼗六年，所以三传所附的《春秋经》是不⼀样的。
《春秋》记载的内容主要有这么⼏个⽅⾯，⼀个是当时的政治活动，包括诸侯之间的征伐、会盟，会盟在当时是⽐较重要的事件；《春秋》⾥还记载了⼀些⾃然现象，这些⾃然现象现在是天⽂历法史上重要
的史料；另外，《春秋》还涉及⼀些丧葬习俗⽅⾯的内容。
经传相配
我们现在如果想看《春秋》的话，要去看《左传》、《公⽺》、《穀梁》所附的经⽂，《春秋经》本⾝不是单⾏的了。在古代，实际上《春秋》跟三传最初也不是并⾏的，是分别流⾏的。班固的《汉书·艺⽂志》中提到了《春秋古经》和《春秋经》，《春秋古经》分成⼗⼆篇，《春秋经》分成⼗⼀卷。《春秋古经》实际上配的是《左传》。因为在汉代有这样⼀个情况，就是如果⽤汉代的⽂字，也就是现在说的⾪书记载的东西，在汉代⼈看来是属于今⽂；假如不⽤汉代的⽂字，⽽⽤的是所谓的古六国⽂字，则称之为古⽂，所以古⽂和今⽂在汉代是有严格区别的。《春秋经》可能就是⽤今⽂来记载的，⽽不是⽤古⽂记载的，所以有《春秋古经》与《春秋经》的区别。在篇数上和卷数上两者也有区别，我们可以看到，在《春秋经》⾥把鲁闵公和鲁庄公这两个国君的记载情况合成⼀卷了，为什么要合成⼀卷呢？因为鲁闵公的时间很短，只有两年，所以在今⽂《春秋经》是分成⼗⼀卷的。
什么时候《春秋》与《左传》，或者《春秋》与《公⽺传》、《穀梁传》配合的呢？《春秋古经》和《左传》的配合现在⼀般认为是始于西晋的杜预，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序》讲道：“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其义类，各随⽽解之。”等于把《春秋经》拆掉了，每年每年拆开，跟相应的《左传》每年的情况放在⼀起，现在的《左传》就是这样的形式。今⽂《春秋》与今⽂《公⽺传》、《穀梁
传》的配合也有⼀个时间过程，具体开始在什么时候呢？不是很清楚，但是⾄迟在汉末的时候，还没有放在⼀起。《四库总⽬提要》做了⼀个推测，认为《春秋》与《公⽺传》相配⼤概是在唐代，与《穀梁传》相配⼤概是在晋代。
“春秋”的通名、专名及作者
实际上“春秋”这个名字不是《春秋》这部书的专利，当时好多国家记载历史的时候经常会⽤“春秋”作为书名。《左传》昭公⼆年⾥有⼀个记载，就讲到晋国韩宣⼦到鲁国出使，观书于太史⽒，见《易象》与《鲁春秋》，⽈：“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这⾥提到了《鲁春秋》，也说明《春秋》不是鲁国的专利，其他国家当时都有可能会使⽤的。《墨⼦》这本书中提到了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这更可以说明“春秋”在当时是很多国家记载国史的通名。
学者们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春秋》是跟孔⼦有关系，孔⼦作《春秋》之后，《春秋》就变成专名了，其他的书就渐渐不再使⽤“春秋”这个名字了，最早提出这个讲法的是孟⼦。《孟⼦·滕⽂公下》提到：“世道衰微，邪说暴⾏有作，⾂弑其君者有之，⼦弑其⽗者有之。孔⼦惧，作《春秋》。”在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孔⼦有感于这种情况作《春秋》，孔⼦最后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他把这部书看得⾮常重。孟⼦接着讲道：“孔⼦作《春秋》⽽乱⾂贼⼦惧”，就是说孔⼦这部书影响
⾮常⼤，可以作为那个时代价值判断的标准。《孟⼦·离娄下》⼜提到了《春秋》：“王者之迹熄⽽《诗》亡，《诗》亡⽽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也。”就是说晋国当时的史书叫《乘》，楚国叫《梼杌》，鲁国的史书叫《春秋》，它们三者是⼀样的。孔⼦⼜说：“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等于说他⽤的史料是跟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样的，只不过他选择了《春秋》这个名字。
在孟⼦之后，司马迁在《史记·孔⼦世家》中讲了这么⼀段话：“孔⼦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夏之徒不能赞⼀辞。”这个意思就是说孔⼦的学⽣在孔⼦作《春秋》这件事情上他们是没有办法帮忙的。
对于这些孔⼦作《春秋》的说法在汉代是没有异议的，汉代之后⼤部分学者多持这样的看法。最早对这种说法提出质疑的，我们现在可以知道是唐代的刘知⼏。刘知⼏著有《史通》，他在《史通·外篇·惑经》中提出《春秋》有“未谕者”⼗⼆、“虚美者”五。到了北宋王安⽯，他有⼀个著名的讲法，称《春秋》为“断烂朝报”。因为《春秋》的记载主要以政府公告的内容为主，但是⼜不全⾯，所以叫断烂朝报。这个《春秋》如果是孔⼦作的，那王安⽯是不敢这么说的，他说这句话的意思就否定了《春秋》和孔⼦之间的关系。
魏国是现在的哪里到了近代，学者们对这个问题讨论得更加激烈。周予同、童书业等⼈提出⼀个观点，认为在《论语》⾥根本不到孔⼦作《春秋》的记载，所以他们认为这是⾮常可疑的。另外，《春秋》这种过于简单的记
载⽅式，也导致很多学者不⼤相信是孔⼦作的。现在⼤部分学者基本也是持这样的态度，就是说《春秋》不⼀定是孔⼦编撰的，但可能跟孔⼦修订有关系，然⽽现在学术界没有⼀个完全统⼀的看法。
《左传》概述
以上给⼤家介绍了《春秋》⼤体的情况，下⾯我们再看《左传》的情况。在《汉书·艺⽂志》⾥讲到《春秋》的传承有以下⼀些派别：公⽺、穀梁、左⽒、邹⽒、夹⽒。后来邹⽒和夹⽒断掉了。其中《左传》起⽌的时间和《春秋》是不⼀样的，⽌于鲁哀公⼆⼗七年，⽐《公⽺传》、《穀梁传》的《春秋经》多出⼗三年，⽐《左传》经⽂多出⼗⼀年。另外在鲁哀公⼆⼗七年之后，附录了鲁悼公四年⾄⼗四年晋国知伯被杀之事。这段⽂字跟鲁哀公⼆⼗七年是不衔接的，所以有⼈讲这可能是后⼈⼜附会上的。所以《左传》起⽌的时间是跟《春秋》不⼀致的。另外《左传》的内容除了有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族灭﹑出亡等之外，还写到了商贾﹑⼘者﹑刺客﹑乐师﹑妾媵﹑百⼯﹑皂⾪等阶层。
接下来看⼀下《左传》相关书名的情况。《左传》是《春秋》三传之⼀，它早期的名字通过史书可以看到，司马迁《史记》⾥提到，《左传》叫《左⽒春秋》，在《汉书》⾥称为《春秋左⽒传》，在《史记·吴世家》⾥⼜称为《春秋》古⽂，就是说有不同的说法。在西汉初年或者之前，“传”其实有特定的含义，是解经的，⽽《左传》在当时并⽆“传”之名。到了汉哀帝的时候，刘歆提出《左传》是解释《春秋》的，到了东汉章帝时，《左传》的地位才得以最终确定，在此之前有⼀些反复。
《左传》的作者及成书年代
关于《左传》作者和成书年代，也有不同的说法。第⼀个说法，《左传》是春秋晚期鲁国史官左丘明为《春秋》⽽撰写的⽂字，这是⼀个很⼤众的说法，⽽且有很多学者都持这样的态度。《史记》、《汉书》、《后汉书》、杜预等都持这个观点。我们重点看《史记》和《后汉书》⾥的表达。《史记·⼗⼆诸侯年表》有⼀个序⽂，这个序⽂⾥讲到“孔⼦作《春秋》，鲁君⼦左丘明惧弟⼦⼈⼈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史记（即《春秋》）具论其语，成《左⽒春秋》”。这强调了左丘明和孔⼦的关系。接下来是《后汉书·班彪传》云：“定哀之间，鲁君⼦左丘明论集其⽂，作《左⽒传》三⼗篇。⼜撰异同，号⽈《国语》，⼆⼗⼀篇，由是《乘》、《梼杌》之事遂闇，⽽《左⽒》、《国语》独章。”这强调了左丘明和《左传》之间的关系。同时⼜说，在左丘明作了《左传》与《国语》之后，晋国的史书《乘》和楚国的史书《梼杌》就慢慢
不传了。
⾄于《国语》与《左传》的关系，实际上也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认为这两部书就是⼀部书分出来的。在汉代的时候，基于《春秋》，把《国语》和《左传》称为“内传”、“外传”，《春秋内传》当时认为是《左传》，《春秋外传》是《国语》。⼀般认为《左传》是以记事为主，《国语》是以记⾔为主。
第⼆种看法认为《左传》成书在战国初期，作者不是左丘明，是孔⼦学⽣⼦夏的再传弟⼦，或者有⼈认
为就是吴起，还有⼈认为这些⼈都不是，⽽是另外的⼈。
徐中舒先⽣认为《左传》的作者在记述的时候对魏国的历史有⾮常⼤的期待，只是看到了魏国的强⼤，但是魏国削弱的情况在《左传》⾥没有反映，他据此认为《左传》应该是魏国⿍盛时期的作品，然后根据古⼈的年龄做推测，他说孔⼦卒于前479年，⼦夏⽐孔⼦⼩44岁，孔⼦死的时候⼦夏应该是28岁，那⼦夏居西河为魏⽂侯师是其晚年时事，假定当时⼦夏70岁（前437年），下距《左传》成书的年代上限为62年，因此，推断出《左传》的作者可能就是⼦夏⼀再传的弟⼦。这种推测当然偶然性因素也⽐较多，包括⼦夏年龄的问题，但这是他的⼀个观点。
接下来就是国学⼤师章太炎，他的《春秋左传读》⾥有⼀条叫“丘明”，根据《韩⾮⼦》的记
载：“吴起，卫左⽒中⼈也。”左⽒，卫⾢也。他联系到吴起曾经传《左传》之学，推断《左传》的名称不是来⾃⼈名，⽽是来⾃地名，根据就是《韩⾮⼦》⾥讲到的左⽒是卫⾢，⽽且是吴起住的地⽅。但这仅仅是推测，后来发展到钱穆先⽣就把这种推测完全直接化了，甚⾄认为你不需要这么推了，实际上《左传》作者就是吴起。另外认为《左传》作者是吴起的⼈还有⼀些证据，他们认为在《左传》⾥是尊鲁国季孙⽒的，季孙⽒重⽤吴起，所以吴起对季孙⽒感恩戴德，所以《左传》⾥尊季孙⽒是有道理的，这是⼀种讲法。另外，结合吴起的情况，吴起在魏⽂侯的时候得到重⽤，所以《左传》⾥写晋国的历史是尊魏⽒的，但是吴起在楚国是受到排挤的，所以在《左传》⾥楚是被贬的。另外，再结合吴起是军事
学家，《左传》⾥对战争的描写⼜⾮常多，所以综合起来看，应该是吴起。然⽽《左传》⼜⽐较强调应验，有些预⾔根据吴起的⽣平来看，他是看不到的，所以认为《左传》不是吴起写的，应该是后⼈添加进去的，这是他们的看法。
还有⼀个学者杨伯峻先⽣，他认为《左传》的作者不是左丘明，这跟他认为《春秋》的作者不是孔⼦⼀样，他认为这些问题都是传说的，不⼤可信，⽽且认为不必要纠缠这些问题，他只是推测《左传》成书的时间是在公元前404年以后，在公元前386年以前，就是离鲁哀公末年约六⼗多年到⼋⼗年。
第三种观点认为《左传》成书时间在战国中期，是经过历代学者相传，最后形成的⼀部著作。这些学者的具体观点有：第⼀个是顾炎武的观点，《⽇知录》云：“《左⽒》之书，成之者⾮⼀⼈，录之者⾮⼀世。”换句话说，他认为《左传》的形成有⼀个历史的过程，⽽且在《左传》⾥还可看出，有些地⽅⽤的是周天⼦的历法，有些地⽅⽤的是夏正，历法的不同也说明了《左传》不是⼀世修成的。第⼆个是清代另外⼀个学者姚鼐，在《左传补注》中排出了⼀个传承表来讲《左传》是怎么形成的，他说：“⾃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吴起，起传其⼦期，期传楚⼈铎椒，椒传赵⼈虞卿，虞卿传荀卿。”通过这个世系，他认为《左传》也不是⼀朝⼀⼣编成的。第三个是现代学者沈⽟成，他有⼀部书《春秋左传学史稿》，对《春秋左传》的历史进⾏了描述，他认为：“先秦古籍百分之九⼗的私学著作，真正形成⽐较固定的⽂本，要到战国中期后期才定型。”然后沈⽟成认为最初传授《左传》的⼈应该是史官，他兼采各国史乘，却没有⽴即书之于⽵帛，⼜以⼝授的⽅式传给门⼈，后来慢慢才定型了。
第四种观点认为《左传》的成书更晚，应为东汉时期，是西汉末年古⽂学家刘歆改编⽽成的，这些都是疑古派和今⽂学家的观点。清代有个学者刘逢禄，他在《春秋左传考证》⾥写道：“刘歆强以传《春秋》，或缘经饰说，或缘《左⽒》本⽂前后事，或兼采他书以实其年。要之，皆点窜⽂采，便陋不⾜乱真也。”他说《左传》这部书就是刘歆的⼀个改造。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认为《左传》是刘歆割裂《国语》⽽成，这就涉及我们前⾯说的《左传》与《国语》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康有为提出这样的观点是跟他的政治主张连在⼀起的。
对于以上这些说法持反驳的有这样⼀些⼈，⼀个是章太炎，再有刘师培和钱穆。章太炎对刘逢禄的反驳是⾮常有⼒量的；刘师培也结合历史的⼀些记载，把刘歆伪作说给攻破了；钱穆是通过《刘向刘歆⽗⼦年谱》指出刘歆伪作说有28项不可通，换句话说认为不可能是刘歆来伪造《左传》。
另外，我们再给⼤家介绍⼀个瑞典学者，汉学家⾼本汉在⼆⼗年代曾经写过《左传真伪考》，在这部书⾥，他研究的⼿法⽐较独特，是通过《左传》⾥的助词的⽤法，从语⾔学的⾓度具体来分析《左传》到底是什么时候产⽣的，《左传》到底是谁写的，他最后得出三点结论：第⼀点，《左传》不是孔⼦作的。第⼆点，《左传》不是孔⼦弟⼦作的，也不是像司马迁所说的“鲁君⼦”作的，因为《左传》使⽤的⽂字⽅⾔跟鲁国是完全不同的⽅⾔。第三点，《左传》或者是
⼀个⼈写的，或者是⼏个⼈作的⽽属于⼀派及⼀个地⽅，因为他认为《左传》的⽂法全书是⼀致的。换
句话说，他认为《左传》是经过⽐较详细地改订写出来的著作。⾼本汉的说法实际对刘歆伪作说的反驳是⾮常有⼒的，但是他认为《左传》不是鲁国⼈写的，却有很⼤的问题。
《左传》与《春秋》的关系
《左传》和《春秋》的关系，历来有不同的观点。有⼈认为《左传》是史传。东汉桓谭《新论》认为：“《左⽒》经之与传，犹⾐之表⾥，相持⽽成，经⽽⽆传，使圣⼈闭门思之⼗年不能知也。”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左传》，⼤家只看《春秋经》那17000字，即使圣⼈闭⽬⼗年来作为参考，也不能把内容了解清楚。有了《左传》，你不是圣⼈也很快可以了解。这是桓谭的⼀个看法，后来司马迁、杜预，包括现代的学者徐中舒、杨伯峻都是这样的看法。杨伯峻先⽣进⼀步把《左传》和《春秋》的内容传承的⽅式进⾏了总结，有四点：第⼀点，《左传》说明了《春秋》⼀般不是讲微⾔⼤义的。当然《公⽺》和《穀梁》对《春秋》的微⾔⼤义阐发得⽐较多。第⼆，《左传》补充了很多细节的东西，就是说这些东西是《春秋》⾥没有的。第三，订正了《春秋》的⼀些错误。第四，就是增加了⽆经的传⽂。
第⼆个流派的观点认为《左传》是独⽴的⼀部书，跟《春秋》没有任何关系。西汉的今⽂经博⼠认为《左⽒》不传《春秋》。晋⼈王接也说：“《左⽒》辞义赡富，⾃是⼀家书，不主为经发。《公⽺》附经⽴传，经所不书，传不妄发，于⽂为俭，通经为长。”接下来清⼈刘逢禄更是这样的观点。后来的⽪锡瑞在《经学通论·春秋通论》中云：“⾃幼读《左⽒传》书不书之类，独详于隐公前数年，⽽其后甚略，疑
其不应如此草草，及观刘⽒考证《左⽒》释经之⽂，阙于隐桓庄闵为尤甚，多取晋、楚之事敷衍，似皆出晋《乘》、楚《梼杌》，尤可疑者。”他说看了刘逢禄的考证，他越发相信《左传》不是传《春秋》的了。
第三派认为《左传》不是史书，⽽是传《春秋》的著作。这⼀派的观点认为春秋时期有很多重⼤历史事件，但《左传》视⽽不见，如果真的是⼀部史书的话，这些重⼤事件《左传》是不会忽略的，这⼀派学者的主要代表是赵⽣先⽣，他在《春秋经传研究》⾥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另外蒋伯潜先⽣也有这样⼀个观点，认为：“三传皆《春秋》之传，皆所以释经者也。”只不过三传有⼀个区别，《公⽺》、《穀梁》重在义例，《左传》重在事实。
我们向⼤家就这三派做了介绍，因为我本⼈是学历史的，所以⽐较倾向于第⼀种观点。
《左传》与《春秋》的⽂本对应
下⾯，我们再具体看看《左传》与《春秋》有哪些主要对应的地⽅。
第⼀，我们看《左传》的传⽂和《春秋》的经⽂基本对应。赵⽣先⽣作了⼀个统计，《春秋》记事数共有455条，其中有336条与《左传》记事是完全对应的，近总例数的四分之三。《左传》中直接解经的条⽬⼤约有1300条，与经⽂有密切关系的有⼀百⼏⼗条，同解经关系不很直接的仅占了300多条，所以他认为《左传》解经这个观点应该是基本能够成⽴的。
第⼆，我们看看《左传》对《春秋》凡例的说明。晋代学者杜预做过⼀个统计，归纳了五⼗条凡例，我们把“五⼗凡”归纳为三类：第⼀类是《左传》⾥对各种制度的表述：如僖公四年“凡诸侯卒于朝、会，加⼀等，死王事，加⼆等”，这种对制度的表述，⽤“凡”字来说明。第⼆类是对鲁国历史记事⽤字规范的表述，像桓三年“凡平原出⽔⽈⼤⽔”，庄三年“凡师，⼀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这些⽂字在《左传》⾥都有特定的含义。还有⼀类是对鲁史记事原则的表述，就是所谓应该写还是不应该写，也就是所谓“书”“不书”，这⾥⾯《左传》也有特别的说明，这些都是针对《春秋》来讲的，所以这⽅⾯可以看出《左传》和《春秋》的对应关系。
第三，我们可以看出《左传》对《春秋》义理的解释。这个义理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春秋》⼤义，举个例⼦，《春秋》襄公⼆⼗六年和《左传》襄公⼆⼗六年有⼀个⽐照。《春秋》襄公⼆⼗六年讲了：“⼆⼗六年春，王⼆⽉⾟卯，卫宁喜弑其君剽。卫孙林⽗⼊于戚以叛。甲午，卫侯衎复归于卫。夏，晋侯使荀吴来聘。”《左传》相应的地⽅就会说“书⽈”，表明这个地⽅是针对《春秋》讲的，以此可以清楚看出《左传》对于《春秋》是有针对性的。
《左传》与《春秋》之差异
接下来再看《左传》和《春秋》的主要差异。
第⼀，叫做有《经》⽆《传》，就是说《春秋》上有记载，但是《左传》上没讲。我们看《春秋》鲁隐
公⼆年“⼗有⼆⽉⼄卯，夫⼈⼦⽒薨”。在这件事情上，《左传》没有对应的⽂字，所以给《春秋左传》做注释的杜预就特别注了⼀句“⽆传”。推测这种情况可能是史料的限制，如果《春秋》记载了，编《左传》的⼈没有看到《春秋》的这条材料，没有更详细的材料，可能就忽略了。这种情况在《公⽺》与《穀梁》⾥同样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