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一个有良知的纯知识分子
2021年04月19日 13:35:52
来源：凤凰网国学
在绵延了几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里，儒家思想放射出的璀璨光芒，照亮了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轨迹。凤凰网国学特此推出专题《穿越两千五百年，寻儒家14位圣贤》，呈现中南大学刘立夫教授“立夫讲国学”儒学篇系列课程，带您追寻儒家贤达们的身影。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认识提出“仁政”学说、被中国人称为“亚圣”的孟子。
不知大家想过没有，什么是知识分子？你可能会回答：知识分子就是从事脑力劳动的文化人。实际上，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古代叫做“士”。要做一个真正的士是很不容易的，不仅要具备知识才干，更重要的，是要具备独立的人格和高尚的操守；未必要从政做官，但一定要代表天地良心。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倡“良知”的士，应该从孟子算起。
过去的私塾，小孩早上起来必背的文章就有《孟子二章》。现在中学生也要背诵“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这样的话确实很励志，无论放在什么时代都是人生的座右铭。孟子还是第一个提出“大丈夫”气节的人，他的“浩然之气”、“舍我其谁”、“仁者无敌”、“舍生取义”、“兼济天下”、“独善其身”的人格理想，一直受到历代文人士大夫的推崇。正因为如此，孟子是为中国文化而生，而不是为某一个时段的政治而生，他在世的时候，被当政者视为“迂阔”而不受欢迎。
一、孟子因理想主义而四处碰壁
孟子虽然是“亚圣”，但是，“亚圣”是元朝才封的，他生前并没有获得这样巨大的荣誉。孟子生活在战国中期，与他同时代的还有很多竞争对手，如阴阳家、法家、兵家、纵横家、墨家、甚至主张隐居避世的道家人物都比他更受欢迎。我们先来比较一下孟子与邹衍。
1、邹衍的风光与孟子的冷遇
最早给孟子写传记的是司马迁，《史记》将孟子和荀子合在一起，称《孟子荀卿列传》。这篇传记很特别，关于孟子本人的事迹加起来才100多字，倒是花费大量的笔墨去写了同时代的其他人，比如邹衍、淳于髡，还有十几个历史人物。淳于髡是著名的纵横家，善于察言观
，揣摩人意。齐宣王高规格接见他，然后屏退左右，一连交谈三天三夜毫无倦意。临走时，齐宣王送他一辆豪车，另加一百镒黄金。1镒20两，一百镒就是2000两黄金。
再看那位阴阳家邹衍。邹衍是齐国人，“五德终始”、“赤县神州”就是他提出的。他的学说宏大不经，荒诞而怪异。可就是这么一个大忽悠，来到魏国，梁惠王亲自到郊外迎接，执“宾主之礼”；来到赵国，平原君侧身而行，亲自为他擦拭坐席。来到燕国，燕昭王手持扫帚在前为他清路，以学生身份向他请教，还为他专门修筑了一座碣石宫。碣石这个地方到底在哪里还有争论。曹操写过“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诗句；主席有“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的诗句。为什么邹衍这么受欢迎？因为他会给君主算命推运，让你欲罢不能。千万不要小看古代的阴阳家，他们用天文地理、阴阳五行那一套理论给当政者看风水、推国运，迎合了权贵们的心理需求，所以很容易迷惑人。
比较起来，我们的孟子却很受冷遇。司马迁是这样说的：“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孟子大约40岁的时候开始周游列国。他言必称尧舜，满口仁义道德，尽管他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可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不感兴趣，人家宁可用法家、阴阳家、纵横家，也不愿意用尧舜之道。司马迁说孟子“迂远而阔于事情”，可谓一语中的，一针见血。什么叫“迂远而阔于事情”？迂是绕弯子，远是扯远了，阔是海阔天空，不切实际。这个评价应该是当时各国诸侯对孟子的普遍看法。在弱肉强食的兼并时代，儒家的仁义道德确实很难派上用场。
2、孟子收入知多少？
一个人的风骨，来源于某种底气。像孟子这样有骨气、有人格的人，几百年、甚至千年难出一个。孟子的底气在哪里？一个是他的“铁肩当道义”的良知担当；另一个就是他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物质保障，他有工资收入，不为衣食发愁。
孟子活了84岁。他40岁左右在滕国（今山东藤县）开始从政。他之后往返于齐国、魏国、宋国、薛国等国之间，最多的是齐国，但一直没有做过实际的官。他60岁左右就退休了，晚年从事教育，并将他一生的经历和思想做了总结，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孟子》一书。孟子在齐国做的是“客卿”，就是当顾问，拿俸禄。当时各国为了竞争，重视人才，有“养士”之风，特别是齐国，办了一个“稷下学宫”，接纳各国学者，孟子就在那儿呆过很多年。根据孟子自
己的回忆，他后来不想干了，要离开齐国，齐宣王开出了“万钟”的高薪来挽留他，但他没有接受，最后还是离开了。中学课文选了孟子的一篇文章，叫《鱼我所欲也》，有一句“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钟，是古代的一种量器，六斛四斗为一钟，那一万钟就是六万斛另加四万斗。这个待遇与当年孔子做鲁国大司寇兼宰相的时候是一样的。
还有，孟子提到过，他离开宋国时国王赠送他黄金70镒，每镒20两，合计1400两，他接受了；经过薛国，国王也送他黄金50镒，合计1000两，他也接受了。根据估算，古代1000两等于现在的31公斤，这个数目是很大的。注意，这还仅仅是人家一次送给他的礼物呢。大概孟子周游列国时有一个团队跟着，否则这么多钱他一辈子也花不完。魏国是现在的哪里
有了这样一个背景，我们就知道孟子说话的底气。他的“大丈夫”气节与此有关。要知道，人穷志短乃人之常情，孟子也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提倡保障人民的生存权，但又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没有固定收入、生活没有保障还能安贫乐道，只有读书人才能做到，这不矛盾吗？实际上，读书人如果长期缺衣少食，也不会有恒心。孟子敢说这样的话，那是因为他没有穷过，他的生活还是有保障的。
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典范
西方人推崇所谓“公众学者”（public intellectual），追求正义，大胆批评，不徇私情，代表着社会的良心。但是，实际上很难有人做到，因为要做一个真正的公众学者，就必须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而今天的某些所谓“公知”，要么智商不够，要么好高骛远，要么受人所托，拿了别人的好处而假公济私。看看我们的孟子，你就会感到真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大丈夫人格，他才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典范。
1、大丈夫人格
古人说“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春秋战国时期大批有学问的人，都在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作为商品，希望一个好价钱卖给各国的当政者，待价而沽，从中渔利，而不问正当与否。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真正的儒者是以道义为先。孟子是第一个提出“良知良能”的人。良知就是“天地良心”，与生俱来，后来的王阳明提出的“致良知”学说，主要来源于孟子。
孟子之所以提出良知良能，针对的就那些没有道德底线的人。大家都记得他的一句名言：“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有一次，孟子跟他的学生景春讨论。景春问孟子：公孙衍、张仪算得上大丈夫吧？他们一旦发怒诸侯都害怕，无事呆在家里就天
下太平。孟子这样回答：“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
像公孙衍、张仪这类纵横家，靠玩心计、卖弄口才发家致富，赚了名利，亏了人格。可是，社会上的人只认名声地位，“有钱就是爷”。孟子说，这叫大丈夫吗？这叫“妾妇”，一味讨好丈夫的妇人。真正的大丈夫是以天下苍生为念的仁人志士，那些只为富贵利禄而讨好君王的小人是没有资格称大丈夫的。孟子还讲了一个故事，叫“齐人有一妻一妾”，其实就是讽刺那些为富贵利禄而讨生活的小人。张仪是战国时期一个神秘人物“鬼谷子”的学生，做过魏国的相国，当时很有名气，但孟子看不起他。
2、忧患意识
后世士大夫推崇的“忧患意识”也源于孟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
当年孟子告诉齐宣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忧民之忧人民才会与君同忧，与民同乐人民才会与君同乐。这叫“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范仲淹写《岳阳楼记》，略作改动，变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境界又推进了一步。这句话是《岳阳楼记》的灵魂，为岳
阳楼打了一个千年广告。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唐代王勃的《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文字很优美，但王勃牢骚太盛，抱怨“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好在文章后面又加上了“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否则，《滕王阁序》的思想境界就上不去了。
3、民贵君轻
孟子周游列国，敢于说直话，讲真话，凭良心说话，这与他心系天下苍生的胸怀有关，与他的大丈夫气节有关。有一次，齐宣王问孟子，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什么？孟子回答：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人民第一，国家第二，君主第三。没有人民，政治就没有基础，君主更是孤家寡人。话虽正确，但很得罪人，也只有孟子敢说出来，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考虑齐宣王内心的感受。后人对孟子这句话有不同的理解，有人混同孟子的“民本”与西方的“民主”，这实际上是两个概念。孟子说的人民第一，国家第二，君主第三，不是政治身份、社会等级的排序，而是政治基础、社会稳定的考量。历史上开明的唐太宗就敢于承认“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但明太祖朱元璋就没有这么高的觉悟，他公然要求把《孟子》书中这种“大不敬”的话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