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学研究
瞿昙寺瞿昙殿上师壁画人物身份考述
伯果
（青海民族大学，青海西宁810007）
摘要：瞿昙殿壁画在瞿昙■寺造像体系里有着标尺意义，学者们对该殿壁画程序做过深入的图像学研究，但对其中的两铺上师对坐图像至今没有具体计论。本丈以雇昙寺藏碑刻、《明实录》《明史》《安多政裁史》《松巴佛教史》等汉藏文献资料，结合藏传佛教上师造像特征，对崔昙殿两铺壁画中的六位上师身份做了初步考证。认为两铺壁画中出现的人物分别是两位萨迦派祖师萨班•贡噹尖赞、八思巴和四位瞿昙寺早期住持海喇嘛•桑杰扎喜、三罗、班丹藏卜、端约藏卜。
关键词：雇昙寺；上师；国师；壁画
中图分类号:C95&12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681（2020）04-0161-05
A Study on the Identity of the Masters on the Murals in Qutan
Temple at Qutan Monastery
Bai Guo
Abstract：The murals of Qutan temple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among the iconographic system at Qutan Monastery.Scholars have done deep iconological research on the iconographic program of this temple,but there is not any discussion on the masters sitting opposite each other.Based on Han and Tibetan documents such as Tibetan inscriptions on tablets in Qutan temple,Ming Shi Lu,Ming Shi,Mdo Smad Chos vByung,Sum Pa Chos vByung etc,combined with iconological features of Tibetan Buddhist masters,this paper makes a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the identity of the Lamas in the two murals of Qutan temple.It has been concluded that the Lamas in the two murals are Sakya Pandita Kunga Gyaltshen and Chos Rgyal Pagpa of the Sakya school,Hai Lama Sang Rgyas Tashi,Bsam Brtan Bio Gros,Dpal Ldan Bzang Po and Don Yod Bzang Po.
Key words：Qutan Temple;Master;National Master;Murals
瞿昙殿是瞿昙寺修建年代最早①、具有标志意义的建筑。虽然体量不如宝光殿和隆国殿，但其殿内保存相对完好的藏密图像对我们研究瞿昙寺营建历史、教派仪轨和藏密曼陀罗图像程序具有重要意义。壁画主要分布于殿内左右两壁和前壁殿门两侧。其中，左右两壁主题为文殊金刚十尊配两铺上师对坐图像，下部墙裙位置为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经变故事，殿门两侧为二臂大黑金刚和四臂大黑护
°之前，学者们对该殿壁画程序做过深入的图像
学研究叫并对文殊金刚曼陀罗主题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图像形成共识。但对其中的两铺上师对坐图像至今没有具体讨论。本文以瞿昙寺藏碑刻以及《明实录》《明史》《安多政教史》《松巴佛教史》等汉文官修史料和藏文教法史文献为资料，结合藏传佛教上师造像特征，对瞿昙殿两铺上师壁画中出现的六位上师身份做一初步考述。
一、瞿昙殿上师壁画的图像结构及特征
两铺上师对坐图像位于左右壁最里面，由于受正壁塑像背龛的影响，无法拍摄其正面图像，但其图像细节依然可以用肉眼进行观察，能够得到详细图像信息。两铺壁画左右对称，图像结构也高度统一，每幅主尊都是二位上师对坐，下部绘一上师小像。
（一）右壁上师图
右壁上师图位于右壁最里面，画幅稍大于文殊金刚图像，宽150cm，高250cm o两位上师侧面对坐作讲经状，右座上师头戴红圆顶班智达帽，弓形眉，眼睑下垂，嘴角上翘，慈眉善目，面相饱满含蓄。着红田相衣袈裟，外披蹩衣，袒右臂。双手胸前结说法印，各捻一支莲茎，左手莲茎伸至肩部，莲花上置般若经函，右手所捻莲茎伸至右肩，花上竖立智慧宝剑。头部左向四分之三侧面，跟对面上师相向而
坐，作交谈状。左座上师头戴五佛冠，面相和袈裟跟对面上师无异，不同的是，该僧双手胸前相交持金刚杵，施金刚持佛手印，四分之三侧面与对面上师相向而坐。在右座上师莲花座下部绘一上师二弟子像，上师戴五佛冠，胸前交手持金刚铃，跟左座对坐上师相似，只是体量小许多，只有对坐上师的三
本丈系国家社科基全艺术学项目“丝绸之路青海道佛教艺术遗存调查研究”（批准号：17EF238）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20-07-09
作者简介：伯果（1968-），男，藏族，青海共和人，青海民族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藏佛教美术、青藏高原民族民间美术研究。
第31卷第4期2020年12月
分之一。上师两侧立肋侍弟子二人，右边弟子手捧经函，左边弟子持物不明。上师皆为马蹄形头光和背光，不见莲花座。
（二）左壁上师图
该壁画跟右壁上师对坐图对称布局，构图上也高度相似，主尊为双僧对坐，莲花坐下绘一上师二肋侍组
合。所不同处主要在人物装束、手持物等一些细节上。其中，左座上师头戴五佛冠，双手胸前相交持金刚杵、金刚铃，并捻两支莲花茎，两朵莲花上分别立金刚杵、金刚铃，面相、冠饰、袈裟等其他造型跟右壁五佛冠上师一致；右座上师为免冠比丘相，双手当胸结说法印，右手捻花茎，花上置如意宝珠，左手持物模糊不明，除了不戴五佛冠，袈裟等身饰跟左座上师同。两位上师相向四分之三侧面对谈，面带微笑，神态含蓄温和；跟右壁同样，对坐上师下方绘有一主二仆组合像，所不同的是此处主尊双手结禅定印，且掌心置两尊小佛，右为白身，左手当胸结期克印，右手下垂置膝部施无畏印，疑似白度母。左侧小佛身绿，手印跟白小佛近，疑似绿度母。另外，这尊上师还有两处特别标识，一是头冠置一青化佛，疑似不动佛。胸部正中置一黄化佛，疑似无量寿佛。由于画幅太小又漫連、，这几尊小化佛辨识困难。
瞿昙殿上师壁画每铺有二主一副3位上师形象，外加俩侍从。目前看来，至少有四位跟瞿昙寺建寺初期几位住持有关。因此，梳理清楚瞿昙寺早期几位上师的身份对我们判断该壁画人物身份至关重要。
二、瞿昙寺早期上师传承及其身份确认
（一）海喇嘛•桑杰扎喜与三罗喇嘛
瞿昙殿初建至瞿昙寺完全建成共历时30余年，期间经历洪武、永乐、宣德三朝。藏、汉文献和碑刻中出现的该时段瞿昙寺上师有海喇嘛•桑杰扎喜、三罗（三剌）、班丹藏卜、端岳藏卜、三丹藏卜、锁南监藏。
以上史料的分歧在于瞿昙寺初祖的认定，藏文献中以海喇嘛•桑杰扎喜为初祖，其继任者为三丹罗哲（三罗），汉文献和碑刻以三罗为初创僧，不见海喇嘛名字。后期史料和民间更是将海喇嘛・桑杰扎喜和三罗合二为一，统称三罗喇嘛。目前，瞿昙寺历史研究中最棘手的部分正是瞿昙寺初创僧身份的问题，也就是海喇嘛•桑杰扎喜与三罗喇嘛身份的确认。
海喇嘛•桑杰扎喜一名见于藏文教法史《安多政教史》《松巴佛教史》②，汉文官书《明实录》《皇帝敕谕碑》中不见；三罗（或三剌）一名见于《明实录》《明史》《皇帝敕谕碑》③，《安多政教史》《松巴佛教史》写作三丹罗哲，藏语四字人名往往有取第一和第三字作简称（写）的习惯，所以汉文资料中的“三罗”实为“三丹罗哲”的简称，对此大家都没有疑问。汉文献和碑刻中不见海喇嘛的身份，导致后世人们对海喇嘛和三罗喇嘛身份的模糊。目前，民间和学界普遍将海喇嘛和三罗喇嘛视为同一人叫只有个别学者提出二人为叔侄关系的观点冋。前者以汉文史料为据，认为三罗就是瞿昙寺的开创僧，藏文史料中出现的海喇嘛•桑杰扎喜是三罗喇嘛的另一名。后者以《安多政教史》记述的“大明洪武帝供养的厲玛•海喇嘛的官人三丹罗哲......”词条为依据，明确二人的身份关系。
对于以上两种观点，笔者认为汉文官修史料《明实录》《皇帝敕谕碑》中记录的只是三罗喇嘛跟朝廷建立关系及授封过程，之前的瞿昙寺历史渊源依然不明。至于顺治初年瞿昙寺僧呈交给新王朝的《国师亲供册》，该书撰写时间离瞿昙寺初建有近300年的时差，很难说文字中没有附会成分。另外，藏传佛教僧侣进入佛门终其一生只用法名，即便是其家人也禁忌称其岀家前的俗名，一人有两个僧名更是牵强。
至于两者为叔侄关系的观点，资料来源主要是《安多政教史》，其中记载："tavi ming hung bus mchod pavi ka rma he blavi dpon po bsam gtan ”《安多政教史》汉译本：“大明洪武帝供养的嚼玛•海喇嘛的官人三丹罗哲……”同译者吴均先生在“三丹罗哲”注释词条中对原文“dpon po”提出了质疑，认为"dpon po"—词可能是"dbon po"的雕版之误現字母“pa”和“ba”形近，但加上前置字和元音后字义和发音相去甚远，“dpon po”为头人、官人之意，“dbon po”为藏族僧俗贵族的幼弟及侄、甥的总称。笔者查阅《安多政教史》藏文本，在另一瞿昙寺国师三丹藏卜名字前也有“dpon po”一词④。
瞿昙寺国师世袭，与萨迦派上师传承一样，主要以叔侄传承为主，《明实录》对瞿昙寺国师传袭的记载特别强调“某某侄某某”这种辈分关系，如：“永乐二十二年灌顶净觉弘济大国师卒，命班丹藏卜侄三丹藏卜、端岳藏卜侄锁南监藏各嗣领其事”问。
对“dpon po”一词为雕版之误存疑的话，笔者于2018年夏在瞿昙寺拍到的一件刻于明成化十九年的藏文石刻对这一问题给出了新证据。
该石刻现藏于三世佛殿，石质为河谷鹅卵石，文字为浅浮雕阳刻，每个字母宽度2公分左右，凿痕清晰，刻文中出现了三位瞿昙寺国师名字，并且用“dbon po”（侄子）一词串起了之间的关系。刻文如下:"ching bhawv bcu dgu tvi gu shi rin chen bzhang ting gu shi dpal vbyor bzang po..dbon po kun dgav bzang po khu dbon gyis.. bstan pa dang sems can la phan pvi
bzhengs”（译文：成化十九年瞿昙寺国师领占桑卜、灌顶国师班竹儿藏卜、贡嶋藏卜叔侄为教法和众生利益刻造.......）o刻文中的“dbon po”（侄子）二字清晰可辨。这件石刻文字信息跟《明实录》记载的成化十九年（1483年）“赐净觉弘济灌顶大国师班竹儿藏卜诰命”E词条完全吻合。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同吴均先生的判断，《安多政教史》中记载的“海喇嘛官人三丹罗哲”中的"dpon po官人"为雕版文字失误，实为"dbon po侄子"一词，相应的文字内容应该是"tavi ming hung bus mchod pavi ka rma he blavi dbon po bsam gtan （大明洪武帝供养的嶋玛•海喇嘛的侄子三丹罗哲......）”。如此，海喇嘛与三罗喇嘛应该是两
藏学研兗
个人，而且是叔侄关系，这跟后世人们的记录大相径庭。
藏传佛教极其看重开派祖师的尊崇，从藏文献中对海喇嘛的诸多神通的笔墨渲染来看，虽然他没得过朝廷的赐封，但其瞿昙寺开派祖师的身份足以名留瞿昙寺史册。三罗喇嘛虽不是瞿昙寺开宗鼻祖，但作为瞿昙寺和朝廷关系的铺路人和国师封号的奠基人，对瞿昙寺日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在瞿昙寺历史上的地位甚至超过了其叔海喇嘛，这或许是明代官方史料中不见海喇嘛，只有三罗喇嘛的原因之一。
（二）灌顶净觉弘济国师与灌顶广智弘善国师
“一寺二国师”制度是瞿昙寺在明王朝扶植下建立的特殊的寺院管理体制和上师传承系统，维系了明代中前期瞿昙寺区域性政教合一体制近百年的兴盛。瞿昙寺最早的建筑瞿昙殿营建主要是在第一、二代灌顶净觉弘济国师与第一代灌顶广智弘善国师期间完成。其中修建年代最早的瞿昙殿完工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比朝廷赐封国师早近二十年，该殿主要在三罗喇嘛为寺院住持时修建。
瞿昙寺永乐六年立《皇帝敕谕碑》记：“囊者喇嘛三罗，威扬佛法，忠顺朝廷，我皇考太祖高皇帝，特赐其所居寺额曰：瞿昙，令其侄班丹藏卜、端岳藏卜演如来之教法……”。碑文所示，至永乐初年，三罗喇嘛年事已高，不再行使寺院住持之职，瞿昙寺事务已经由两位侄子班丹藏卜和端岳藏卜共同执掌。
根据《明实录》记载，班丹藏卜在1407至1412年的五年内四次进京朝贡，可谓活动频繁，跟朝廷的关系相比其叔三罗，有过之而无不及。瞿昙寺成为皇家优持寺院他是功不可没的，先后授封净觉弘济国师和灌顶净觉弘济大国师，传出瞿昙寺二国师系统之一的灌顶净觉弘济国师系统。在他任上主持修建完成宝光殿，作为瞿昙寺国师第一代授封国师，其在瞿昙寺历史上的地位仅次于海喇嘛和其叔三罗。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班丹藏卜卒，其侄三丹藏卜继任其职，为第二代灌顶净觉弘济大国师，三丹藏卜任上跟第二代弘智净觉国师锁南监藏一起主持修建了隆国殿；正统六年（1441年）三丹藏卜侄喃葛藏卜继任第三代灌顶净觉弘济大国师；正统十四年（1449年）喃葛藏卜侄领占藏卜继任第四代灌顶净觉弘济大国师；成化十九年（1483年）领占藏卜侄班竹儿藏卜继第五代灌顶净觉弘济大国师；弘治十五年（1502年）班竹儿藏卜侄工腐藏卜继第六代灌顶净觉弘济大国师。瞿昙寺藏“成化十九年石刻”记录的国师次序
为领占藏卜、竹儿藏卜、工嚼藏卜，跟《明实录》一致。
瞿昙寺另一国师系统“灌顶广智弘善国师”，其封号前身为永乐十六年（1418年）赐封给端岳藏卜的“弘智净觉国师”，端岳藏卜跟第一代灌顶净觉弘济大国师班丹藏卜同辈，都是三罗喇嘛侄，该师去世后其侄锁南监藏继承了他的弘智净觉国师职位，并获得朝廷新的赐诰“灌顶广智弘善国师”；宣德六年（1431年）喃葛藏卜继锁南监藏灌顶广智弘善国师位；正统八年（1443年）领占藏卜继喃葛藏卜灌顶广智弘善国师职；景泰五年（1454年）班竹儿藏卜继领占藏卜灌顶广智弘善国师职。
通过对瞿昙寺二国师继位的梳理，我们还发现，灌顶净觉弘济大国师地位稍高于灌顶广智弘善国师。一人可以先后继任两个国师职位，往往是先任灌顶广智弘善国师，再接灌顶净觉弘济大国师，不能同时担任两个国师职位。如喃葛藏卜先是宣德六年（1431年）继灌顶广智弘善国师职，后于正统六年（1441年）继灌顶净觉弘济大国师职，其卸任的灌顶广智弘善国师由领占藏卜接任。而领占藏卜先是正统八年（1443年）继喃葛藏卜灌顶广智弘善国师职，后于正统十四年（1449年）继喃葛藏卜灌顶净觉弘济大国师职。
根据上述材料，瞿昙寺上师传系梳理如表1：
表1瞿昙寺上师传系
封号名字承袭授封时间及事迹资料来源
海喇嘛•桑杰扎
喜西藏玛尔仓
家族
带族人从西藏来青海海心山、贡隆扎等地修行，带出
高徒三罗喇嘛
《安多政教史X松巴佛教史》
西宁卫都纲使
三罗（三旦罗
哲）？-1412年
海喇嘛•桑杰
扎喜侄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招降罕东诸部，创建瞿昙寺，
统领西宁卫宗教事务
《明实录》《皇帝敕谕碑》《安
多政教史》《松巴佛教史》
灌顶净觉弘济大国师
班丹藏卜
-1424年
三罗侄
永乐八年十月封净觉弘济国师，永乐十年四月封灌
顶净觉弘济大国师，修宝光殿
《明实录》《皇帝敕谕碑》《国
师亲供册》《安多政教史》三丹藏卜
-1441年
班丹藏卜侄
永乐二十二年继班丹藏卜职,1427年建成隆国殿、回
廊等建筑，完成瞿昙寺全部佛殿工程
《明实录》《国师亲供册》《安
多政教史》
喃葛藏卜三丹藏卜侄正统六年（1441年）继三丹藏卜职《明实录》《国师亲供册》领占藏卜喃葛藏卜侄
正统十四年（1449年）继喃葛藏卜职，成化二十年封
都纲，天顺六年（1462年）修建瞿昙寺围墙及沟壑
《明实录》《国师亲供册》班竹儿藏卜领占藏卜侄成化十九年（1483年）继领占藏卜职
《明实录》《国师亲供册》、瞿
昙寺藏《成化十九年石刻》
第31卷第4期2020年12冃续表:
封号名字承袭授封时间及事迹资料来源
灌顶净
国师
觉弘济大国师工嚼藏卜
班竹儿藏卜
侄
弘治十五年（1502年）
《明实录》、瞿昙寺藏《成化十
九年石刻》
弘智净觉国师/灌顶广智弘善国师
端岳藏卜
-1424年
三罗侄永乐十六年二月（1418年）弘智净觉国师《明实录》《皇帝敕谕碑》锁南监藏端岳藏卜侄
《明实录》：永乐二十二年继端岳藏卜职，《国师亲供
册》：永乐十年封灌顶广智弘善国师
《明实录》、瞿昙寺藏《国师亲
供册》
喃葛藏卜三丹藏卜侄
宣德六年（1431年）继锁南监藏灌顶广智弘善国师，
正统六年（1441）继灌顶净觉弘济大国师职
《国师亲供册》《明实录》领占藏卜喃葛藏卜侄正统八年（1443年）继喃葛藏卜灌顶广智弘善国师职
《明实录》、瞿昙寺藏《成化十
九年石刻》
班竹儿藏卜领占藏卜侄景泰五年（1454年）领占藏卜职
《明实录》、瞿昙寺藏《成化十
九年石刻》
三、瞿昙殿上师壁画人物身份辨识
藏语称上师为“喇嘛”，是藏传佛教徒对自己精神导师的尊称。12~13世纪藏传佛教各教派为了保持和发扬各自的教法传承，开始强调对本派祖师的崇拜，强调师传，视师为佛，上师崇拜开始成为信仰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由此催生出一种新的造像题材—
—上师像。为上师绘制画像成为当时一大流行趋势。20世纪末以来，随着唐卡藏品的陆续公布，越来越多的上师像唐卡逐渐进入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其中部分12-13世纪的上师像堪称藏传佛教美术肖像画的典范。
早期上师图像基本都是单尊，身形多为比丘像。至14世纪，上师对坐图像又成为上师造像的主要形式。萨迦派、喝举派寺院出现大量上师对坐壁画，对坐上师往往是具有师徒（或师承）关系的两代标志性人物。在图像位置（座次）上一般右为师，左为徒。同时，上师身形和装束依身份形成定式，如：萨迦派上师萨班•贡處尖赞戴红圆顶班智达帽，肩部莲花上为“左经右剑”，八思巴为比丘相，肩部莲花上为“左铃右杵”；厲举派上师瞩玛巴更是特征明显，以黑、红法帽为标识分为黑帽瞩玛巴系和红帽嶋玛巴系。除了这些教派标志性上师外，随着各派传系的多支化和新寺院兴建，不同支系和寺院又培育出自己所属的上师，其规模一直在膨胀，到解放初期各寺院上师（活佛）少则两三人，多则数十人。各级上师不仅是维护寺院教义秩序的权威，而且是社会信徒伦理教化方面的精神导师。在上师图像辨识中，这部分寺院所属上师的身份最难辨认，只有借助反映寺院历史的寺志、上师传记或其他文物才能去做判断。
在瞿昙殿两铺上师图中最易辨识的是右壁戴红班智达帽的上师，结合藏传佛教造像中萨班“戴红圆顶班智达帽，肩部左经右函”的普遍特征，我们可以确认该处上师为萨迦班智达•贡嶋尖赞无疑。另外，我们注意到一幅纽约鲁宾博物馆藏《萨班与八思巴》上师供养唐卡，这幅唐卡对我们辨识瞿昙殿两铺上师对坐壁画有一定帮助。两者的构图大致一致，唐卡《萨班与八思巴》中少了六灵捧座，画面以蓝红为基，龛式排列各尊佛像，典型的15~16世纪上师唐卡布局。画面中的两位主尊身份也很明确，右座为萨迦派第四祖萨班，左座为萨迦派第五祖八思巴。萨迦班智达被尊为文殊菩萨的化身，除了红圆顶班智达帽，双手当胸结说法印，所捻花茎在肩部开放两朵莲花，其上撑文殊标志左经右剑，这是早期唐卡中
最为典型的萨班形象，到了17世纪中叶以后另一身形辩经姿势萨班像开始流行。右座的八思巴姿势和手印跟对面的萨迦班智达如岀一辙，两处明显的区别在于八思巴不戴任何法帽，纯粹的比丘相，其次肩部莲花上为“左铃右杵”，这也是八思巴被誉为金刚手菩萨化身的重要标识。仅从头冠看八思巴像主要有戴圆顶红帽班智达像和不戴帽比丘像两种,15-16世纪的八思巴像中普遍呈现的是比丘像，并以说法印为手印标识。17世纪以后则以班智达装束并左手捧形象为主。瞿昙殿左壁比丘相上师具有15世纪八思巴像的特征，但没有“左铃右杵”这一标识。考虑到八思巴造像样式不拘一格，同时，跟右壁萨班像的位置对称和形象上别于其他两位戴五佛冠上师，我们推测此处比丘相上师为八思巴的可能性较大。另外，从佛教座次礼仪来看，右为上首，以右为上是基本的礼仪规范。显然右壁上师对坐中萨迦班智达为上座，五佛冠上师为次座；左壁上师对坐中比丘装上师为上座，五佛冠上师为次座。两幅图给出的信息是五佛冠上师的身份显然在萨迦班智达和比丘装上师之下，考虑到左右壁对称设置，初步判断两铺壁画中处于右座上首位置的上师分别是萨班和八思巴。
在确定两铺壁画中处于上座位置的两位上师
藏学研究
身份的基础上，我们再来分析其余两位处于下座位置的戴五佛冠上师和画面下部的小像上师的身份。
瞿昙殿两铺上师对坐壁画在左右墙面对向命置，每铺图像除了两位对坐上师主尊，画面下方还有一位身
形明显小许多的上师形象。在没有题记和相关图像信息的情况下这四位上师的身份最难断定。其中的两位主尊上师所戴五佛冠，凸显出汉式法帽特征，所持手印和法器跟金刚持佛手印一致，右手持金刚杵，左手持金刚铃，双手交叉于胸前。瞿昙寺藏语称“卓仓多杰羌”，意为卓仓金刚持寺，与此毗邻的甘肃永登鲁土司妙因寺藏语称“大通多杰羌”，意为大通金刚持寺，两所始建于明初的河淳地区寺院都冠以“金刚持”寺名，这跟两寺期初主供金刚持佛有关。金刚持佛为嚷举派皈依境的主尊，是本初佛，为三世一切诸佛的总身，也是佛陀三身的综合体。在藏传佛教瞩举派修持仪轨里，一般把自己的上师观想成金刚持佛，这就不难理解期初为喝举派寺院的瞿昙寺瞿昙殿壁画中出现具有金刚持佛手印特征的上师形象。由此，我们有理由推断瞿昙殿壁画中的头戴五佛冠上师和画面下部形象较小上师，可能是瞿昙寺最初的几辈上师。因为从目前所见嶋举派上师图像中，尚未发现跟瞿昙殿上师身识相似的上师图像。
瞿昙殿建于1391年，瞿昙寺其余主要建筑也在1427年全部建成，如果给瞿昙殿壁画绘制时间给个宽泛时间的话，当在1391年瞿昙殿初建至1427年隆国殿、回廊等建筑建成期间。期间的住持上师为三罗喇嘛、班丹藏卜和端岳藏卜，加上鼻祖海喇嘛•桑杰扎喜形成瞿昙寺早期四位上师，正好跟瞿昙殿上师壁画人物组合对称。
瞿昙寺上师传袭沿袭了西藏萨迦派上师传袭规制，以家族叔侄传袭为唯一继承方式。先是海喇嘛带族人从西藏来青海打下瞿昙寺发展基础，后传位于其侄三罗，三罗帮朝廷招降罕东诸部，受封西宁卫宗教统领，并创建瞿昙寺，后传位于两位侄子班丹藏卜和端岳藏卜，两位开启了瞿昙寺国师系统。可以看岀以
上四位对瞿昙寺营建及后面的发展具有功勋级的贡献。由此推测，右壁上师图中右为萨迦班智达贡嶋尖赞，与其对坐者为瞿昙寺鼻祖海喇嘛•桑杰扎喜；左壁上师图中右为八思巴，与其对坐者为瞿昙寺创建僧三罗喇嘛。至于画面下部两位上师小像，从所处位置和衣饰特征看更像是供养人角。班丹藏卜和端岳藏卜受封国师分别在1410年和1418年，说明在此之前俩人已经取得了寺院住持之位，瞿昙殿上师壁画可能是在二位主持期间绘制，除了前辈上师（海喇嘛、三罗），将自己画在画面下部靠边位置，以供养人的身份出现，也比较符合藏传佛教造像传统。所以，这两幅小像可能是瞿昙寺第一代国师班丹藏卜和端岳藏卜。额，上赐名曰崔昙寺”。据此，瞿昙殿建成于1391年，两年后（1393年）洪武皇帝赐寺名“崔昙寺”。根据《皇帝敕谕碑》《御制瞿昙寺后殿碑》《皇帝万万岁牌位》所出信息，瞿昙寺其它两座标志性建筑宝光殿和隆国殿分别建成于永乐十六年（1418年）和宣德二年（1427年）。
②《安多政教史》：“瞿昙佛殿修建者是大成就者海心山人，或称为白牛大士、海喇嘛•桑杰扎喜。彼师出生在洛扎地区的卓窝隆地方。遵循佛沱和喇嘛的授记来到多麦他区，曾在青海湖海心山长期修持…
…汉语称青海湖为海，似因此而得名。”《松巴佛教史》：“大明洪武皇帝供养的噹玛•海喇嘛的官人（侄子）三旦罗哲……”（吴均译《安多政教史》，兰州：甘肃氏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165页。）
③明代官方纂修史料对崔昙寺僧的记录从三罗喇嘛开始，《明实录》：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西宁番僧三剌贡马……因请护持及寺额，上赐名曰雇昙寺”；洪武三十年（1397年）“西番瞿昙寺僧三剌来朝，
贡马”“殳西宁僧纲司，以僧三剌为都纲……”另，立于永乐六年的《皇帝敕谕碑》记到：“箕者喇嘛三罗，蔵扬佛法，忠顺朝廷，我皇考太祖高皇帝，特赐其所居寺额曰：瞿昙……”。《明史》所载三罗喇嘛信息校为精炼概括，涵盖了碑刻、文献基本内容：“初，西宁番僧三剌为书招降罕东诸部，又建佛刹于碾白南川，以居其众，至是来朝贡马，请敕护持，赐寺额。帝从所请，赐额曰瞿昙寺。立西宁僧纲司，以三剌为都纲司。丈N河州番、汉二僧纲司，并以番僧为之，纪以符契。自是，其帙争建寺，帝辄赐以嘉名，且赐敕护持。番僧来者日众”。（陈燮章辑《藏族史料集（三）》.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296,3页。）
④藏文原丈“.…...yung lo zon te gnyis kyi sku ring la dpon po bsam gtan bzang pos rdo ije vchang gi sku bzhing”（《安 多政教史》（藏文）172页），译为“永乐与宣德帝期间，三旦桑波官人塑造了金刚持佛像”（吴均译本167页）。
参考文献：
⑴谢继胜，廖场.青海乐都瞿昙寺瞿昙殿壁画内容辨识［J］.中国藏学,2006,（2）；阮丽.青海瞿昙寺瞿昙殿、宝光殿中丈殊金刚四十三尊曼茶罗图像考证［J］.法音,2012,（8）；廖场.瞿昙寺雇昙殿图像程序溯源［J］.故宫博物院院刊,2012,（12）.
［2］谢佐.崔昙寺［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5；格桑本.崔昙寺［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
版社，2000：4；杂让•杭秀东珠.卓仓藏族源流考［M］.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2002: 123；国师亲供册［Z］.手抄本.
［3］黎宗华.崔昙寺简史（藏X）［Z］，未刊稿.
［4］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安多政教史（藏文）［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2:172；吴均译.安多政教史［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167.
［5］吴均译.安多政教史［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 167.
［6］《西藏研究》编辑部编辑.明实录藏族史料（-）［ZJ.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174.
［7］《西藏研究》编揖部编辑.明实录藏族史料（二）［Z］.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774.
注释：
①瞿昙殿正栋林底书有“大明洪戎二十四年秋岁在辛未季秋乙酉训越六日庚寅”竣工题记，另《明实录》所记洪武二十六年二月（1393年）："西宁番僧三剌贡马……因请护持及寺|责任编辑马成俊］［责任校对陈慧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