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历史（1271－1368）
元代历史简介
元代在中国历史上是特殊的一页，是北方蒙古民族建立的一个朝代。在我国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元代的统一促进我国朝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蒙古族统治者建立的统一王朝，建都大都(今北京)，其创建者为元世祖忽必烈。
元朝自忽必烈定国号起，历十一帝，凡九十八年。从成吉思汗建国算起，历十五帝，一百六十三年。
元朝统一全国后的疆域是：北到西伯利亚，南到南海，西南包括今西藏、云南，西北至今新疆，东北至鄂霍次克海。其疆域之广，元朝的疆域比过去任何一个朝代都要辽阔。居中国各朝之冠。
元共历统治者太祖、太宗、定宗、宪宗、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天顺帝、明宗、文宗、宁宗、顺帝十五帝。以燕京(今北京)为大都，开平为上都(今内蒙多伦)分别为控制南方中国本土与北方蒙古本土的政治中心。
“天下一家”政策
忽必烈在即汗位之时，即以实现“天下一家”为己任。他在灭南宋后，实现了中国空前的大一统，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民族复杂。他为了巩固对这个偌大国家的统治，更广泛地学习采用中原王朝的传统制度和政治经验，视全国为一体，建立起了以蒙古贵族为主要统治者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
1.中央制度:元朝基本上沿袭了唐宋的中央制度，略有改变。
中书省 元朝在中央未采用三省制，而是实行一省制。即设立中书省作为中央最高的行政机构，总理全国政务。中书省长官为中书令，后来皆由皇太子兼领，已成为虚衔。中书令以下，有右丞相、左丞相各一员（元朝尚右），即是实际的宰相。其下又有平章政事四员，为丞相之副贰；有右丞、左丞各一员，参知政事二员，为执政官。自中书令至参知政事，都称为宰执。中书省下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设尚书三员、侍郎二员。
机构名称 | 职责 | 首长 | 下设部门和官员 |
中书省 | 最高的行政机构。总理全国政务 | 中书令；右丞相、左丞相 | 下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
枢密院 | 掌管兵权；管宫禁宿卫及军官选授迁调 | 枢密使 | |
御史台 | 掌管监察 | 御史大夫 | 御史中丞、侍御史、治书侍御史 |
其它机构 | 宣政院掌管佛教僧徒及吐蕃事务，通政院掌管驿站，将作院掌管工匠，太史院掌管天文历法，大宗正府掌管蒙古人的诉讼。 | ||
枢密院 枢密院掌管兵权。长官为枢密使，也由皇太子兼领，实际上也是虚衔。另外设知枢密院事，后来即成为首官。其下又设同知枢密院事、枢密院副使、佥书枢密院事等。枢密院职权范围甚广，不仅掌理军机，且管宫禁宿卫及军官选授迁调事项。枢密院不能同中书省并列，地位低于中书省。自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后，中书省常以平章政事或右、左丞“商议枢密院事”，此举的目的在于使军、政二者取得联系，彼此沟通。
御史台 御史台（又称内台）掌管监察。最高长官为御史大夫二员，其下为御史中丞二员、侍御史二员、治书侍御史二员。御史台所辖机构有殿中司及察院，又有内八道肃政廉访司。殿中司设殿中侍御史二员，掌管朝仪、殿中纪律及在京百官到任、假告等事故。察院设监察御史三十二员，专掌刺举百官之事。内八道肃政廉访司为地方监察机构，其监察地区主要是腹里、辽东及两淮。
其它机构 中央除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外，还有主管各方面事务的机构，如宣政院掌管佛教僧徒及吐蕃事务，通政院掌管驿站，将作院掌管工匠，太史院掌管天文历法，大宗正府掌管蒙古人的诉讼等。
2.地方制度：元朝的地方制度亦略同于唐宋，但有较大的改进。
此外，则设有十个行省，即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各行省的组织均仿中书省，设丞相（但例不常设）、平章政事、右丞、左丞、参知政事等，以处理一省的政务，举凡民政、财政、军政无不统领。
元朝的行省制从政治上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使中央集权在行政体制上得到了保证，对后世影响很大。
元朝以后，行省的名称一直沿用下来。
在中书省和行中书省下，又有路、府、州、县，共有路一百八十五，府三十三，州三百五十九，县一千一百二十七。路、府、州、县的关系，大致路领州、领县，而腹里或有领府、领州、领县者，府领州、领县，州领县。路、府、州也有不直接辖县者，府与州又有不隶于路而隶于省者，即所谓直隶府、州。路设总管府，有达鲁花赤（蒙古语长官之意）、总管为长官，又有同知、治中、判官、推官等。府有达鲁花赤、知府或府尹，又有同知、判官、推官
等。州有达鲁花赤、州尹或知州，又有同知、判官等。县有达鲁花赤、县尹等官。各级达鲁花赤主要由蒙古人充任，亦参用目人，往往不实际任事，而高居于众官之上，所以被称为监临官。
道 在行省与路之间，还有道的设置。道分两种。一种道是设置宣慰使司，掌管军民之政，有宣慰使、同知、副使等官。这种道并不普遍，共有十一道，多在行省边陲地方。另一种道是设置肃政廉访使司（初称提刑按察司），掌管稽查司法，有肃政廉访使、副使、佥事等官。这种道几遍全国，共有二十二道，分别受中央的御史台、江南行御史台和陕西行御史台的领导，完全是监察机构。
行院、行台 地方上除行省外，又有行枢密院和行御史台。元初凡有征伐之事，则设行枢密院主持军务，简称行院，事毕则罢。忽必烈时曾设立过不少行院，如四川行院、江南行院等，以后或废，或并归行省。武宗以来，又先后设立过甘肃行院、河南行院、岭北行院等。
行御史台有二，一为江南行台，简称南台；一为陕西行台，简称西台。南台辖察院（置监察御史二十八员）和十道肃政廉访司，其监察地区为江浙、江西、湖广。西台辖察院（置监察御史二十员）和四道肃政廉访司，其监察地区为陕西、甘肃、四川、云南。南台和西台设官
品秩同于中央御史台（内台）。
对边疆地区的管理
元朝很重视对边疆地区的管理。当时的主要边疆地区有如下六处。
云南地区——云南地区以今云南为主体，东面和北面包括了今贵州、四川部分地区。西面和南面包括了今缅甸和泰国、越南部分地区。元初即在这里设云南行省，治今昆明。
行省下设路、府、州、县，忽必烈派去回回人赛典赤·赡思丁做第一任云南行省长官平章政事，又派汉人张立道做大理等处劝农官。赛典赤·赡思丁等教民播种稻谷桑麻，兴修农田水利，积极发展生产；又创建孔子庙，设立学校，大力提倡文化。张立道也修治昆明池（即昆明滇池），开辟良田万余顷；又教民改善栽桑养蚕方法，收利十倍于往昔。他们在云南的设施，大大推动了云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东北地区国师——东北地区北至外兴安岭，东北至鄂霍次克海和库页岛，东临日本海。元初即在这里设辽阳行省，治今辽阳。行省下设辽阳、沈阳、广宁、大宁、东宁、开元、水达达等七路。其中开元路管辖松花江上中游一带，水达达路管辖松花江下游和黑龙江下游以及乌苏里
江流域直至滨海一带。又黑龙江下游奴儿干地区设征东元帅府，其治所在黑龙江口特林地方，专门管辖黑龙江口一带和库页岛地方。奴儿干城（今特林）是元朝极东北地区的重镇，又是元朝流放犯人的地方，对于开发黑龙江下游一带，起了很大的作用。元朝政府为了加强对东北地区的控制，在辽阳行省设有驿站一百二十处。此外，又在黑龙江下游至出海口处，设有狗站十五所。这些驿站把东北各地联系起来，又把东北各地与元朝大都联系起来，这就大为便利了东北各民族互相交往和与内地的往来。
岭北地区——岭北地区东至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抵大戈壁，北部包括今贝加尔湖、叶尼塞河流域和鄂毕河上游及其以北地区。元初即在这里设岭北行省，治今蒙古国乌兰巴托西南。元朝政府为了解决驻军供应问题，曾经不断派遣汉族士兵到漠北屯田，又屡命蒙古军前来屯田。因而屯田在许多地方出现，其中和林、称海（今蒙古国科布多东南）等地都成为屯田兴旺之区。漠北的屯田使军储比较充实，有利于巩固边防，也使蒙古地区的农业有了发展。
吐蕃地区——吐蕃地区以今西藏为主体，东面和北面包括了今四川、青海部分地区。西面包括了今克什米尔部分地区，南面包括了锡金、不丹等国及附近地区。
元朝初年，忽必烈即封吐蕃喇嘛教萨斯迦派首领八思巴为国师，后来又加封他为帝师。忽必烈以后，元朝皇帝也都尊奉大喇嘛为帝师。帝师即是佛教的最高首领，统领全国佛教；又是西藏地区的最高政治首领，掌管西藏军民世俗事务。
元朝对吐蕃地区的统治办法除委任帝师外，还在中央和地方设有管理机构，进行直接管辖。中央机构是宣政院（初名总制院），其主要职责之一是管理吐蕃事务。地方机构是三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简称宣慰司），即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简称吐蕃宣慰司、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乌思（今前藏）、藏（今后藏）、纳里·速古鲁孙（今阿里地区）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简称乌思藏宣慰司）。在宣慰司下，又设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万户府、千户所等。此外，还在吐蕃设置驿站，调查户口，征收赋税，屯戍军队等。总之，从元朝开始，今西藏地区已正式成为我国行政区划的一部分。
畏兀儿地区——畏兀儿（今维吾尔族）地区以今新疆为主体，包括中亚的一部分。元朝在这里设都护府，长官为亦都护；又设宣慰司，长官为宣慰使；并在此驻军屯田，建立驿站，征收赋税等。
台湾地区——台湾地区包括了今台湾、澎湖及附近各岛。南宋时，澎湖隶福建晋江县。元朝
仍隶晋江县，另于澎湖设巡检司，以管辖澎湖、台湾等地。
蒙古族对汉人的高压政策
蒙古以游牧民族而入主中国，所凭藉的是强盛的武力。统一全国后，元室唯恐汉人不服，遂施行高压的统治方式。即：
强分民族等级：元朝把全国人民，分为蒙古人、目人(包括西域、中亚各族人和西夏人)、汉人(包括北方曾受辽金统治的汉人、契丹人、女真人)、南人(原来南宋境内的汉人及其他部族)四等。在政治上，规定中央和地方高级官吏，必须由蒙古人或目人担任，汉人最多只能做到副职。在法律上，蒙古人无故杀死汉人、南人，只是罚钱了事；汉人或南人杀死蒙古人，常会受到灭族的处分。
实行军事管制：元朝为了加强对汉人的防范，在全国各地置兵驻防。又立里甲制，以二十家为一甲，蒙古人为当然「甲主」，负责监视全甲居民。禁止汉人、南人打造和私藏武器，不得打猎、聚众、学习武艺，其至不准夜行。
掠夺民间财富：蒙古人习惯了游牧生活，在灭金亡宋初年，曾大量夺取农民耕地，改做牧场；
民间的马匹，都被没收充作军用。统一中国后，对民众徵收的苛捐杂税更层出不穷。农具、盐、茶、酒、醋等日常用品，全部收归国营。
压抑士人地位：蒙古人自身文化水平较低，鉴于汉族传统士人地位高、影响大，难以管理，便加以打击。据部分载籍所云，当时社会的职业有官、吏、僧、道、医、工、猎、倡、儒、丐十等，儒生的地位仅在乞丐之上。
元的高压政策，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都造成不少负面的影响，加速了自身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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