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中国的圈地运动
张玉林:
1990年代以来席卷中国的征地拆迁浪潮，实际上是一场规模浩大的圈地运动。贯穿这场运动的，有多种名目的园区建设，城市化和农村城市化，由“撤村并居”、“三集中”、“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代表的“农民集中居住”，还有以“土地流转”的名义对中国农业的资本主义改造。所有这些局部或全国性的政策或工程，都要么指向同一个目的，要么演化为相同的结果：征占一块土地，清除那里的村庄和农民。
这场运动仍然在进行中，不知道它会到何时结束。但是，对于其已有的结果完全可以进行初步的清算。根据我近期完成的一项即将发表的研究，我把针对1991—2013年间的清算结果报告如下，它包括三组数据。
一是关于实际征占、征用的耕地面积，23年间总计达8335万亩，其中1991—2002年为4361.5万亩，2003—2013年为3973.8万亩。该数据不包括“以租代征”的耕地面积，也并不是被征占的全部土地面积。实际征占或变为国有的全部土地面积至少在1亿5000万亩。
二是关于因征地而失去全部耕地的农民的数量，按照被征地地区“人均耕地不足0.7亩”（也即每征用1亩至少造成1.43个农民完全失地）的粗口径测算，1991—2002年总计为6230.7万人，平均每年新增519万人；按照平均数为0.61亩（每征用1亩意味着1.64个农民完全失地）的较为精确的口径计算，2003—2013年的数为6514.4万人，年均增加592万人。两者合计达12745万人。考虑到“以租代征”因素，数量可能达到13000万人。
三是关于消失或被消灭掉的自然村的数量，我的推算结果是140万—150万个，减少幅度为33.3%—35.7%。具体而言，1990全国约有420万个自然村，2006年减少到不足330万个，2013年底则只剩下270—280万个。其中1996—2006年间年均减少7万个，此后年均减少8万个左右。在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自然村的消失更为剧烈，以长期名列全国“百强县”之首的江苏省昆山市为例，自1989年撤县设市到2010 年底，消失的自然村为1386个，占总数的61%，其下属的花桥镇1994年有342 个自然村，到2010 年只剩下10个得到“保存”。圈地运动
以上数据显示，中国的圈地运动极为迅猛，在不到四分之一世纪里，它造成的数量、消灭的村庄数量都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
关于圈占土地的形式或手段，主要有三种。贯穿始终的是各种名目的开发区圈地，其单体规
模从乡镇级的数平方公里到国家级的数百平方公里不等，规划占地总面积从1993年的1.5万平方公里扩展到2005年的3.86万平方公里（5790万亩）。城市的扩张则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越来越重要的圈地形式。以统计范围具有可比性的2000—2012年的情况而言，全国城镇建成区的面积从53774平方公里增加到101446平方公里，增加了89%（7151万亩），其中设市城市的建成区扩张了103%（市均面积从34平方公里扩张到70平方公里），县城的建成区2001年以后扩张了80%，不包括县城的建制镇的建成区扩张了104%。而在城市化成为国家战略之后，众多城市的新造城计划使土地圈占愈演愈烈：仅在2012-13年，提出新造城计划的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就有24个，规划占地总面积达4600平方公里，其中广州计划建造9个，规划面积近800平方公里。
第三种重要手段是新世纪以来在农村地区蔓延的“三集中”、“撤村并居”，以及“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推动的农民集中居住运动。江苏省的“三集中”规划将25万个左右的自然村撤并为4万多个居住点，其中无锡、苏州和南通撤并的比例都超过或接近90%，丹阳市界牌镇则将全镇178个自然村、14500多农民集中到“界牌新村”，以“打造江苏最大的农民集中居住区”和“全国首个镇级市”。2006年推行的“挂钩”政策也同样表现为抢夺农民的宅基地、消灭村庄的运动。有证据表明，这项号称要“盘活土地存量，强化节约利用土地”的政策，实际上是国土资
源部有意“让地方钻空子”：减少农村建设用地，就可以增加城市建设用地，而减少农村建设用地的主要途径是让农民退出宅基地。某地级市的主政者就曾这样描述他的宏伟蓝图：我这里共有100万户农民，我准备用三到五年把这些村庄全拆了，因为100万户农民大概占了100万亩建设用地，“让100万户农民住楼房，至少省出70万亩地……”报道显示，截至2010年，类似计算已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付诸实施，比如山东省诸城市的“多村一社区”工程、德州市的“全市村庄合并社区”工程，河北省农村的“新民居”工程，以及江苏省的“万顷良田建设工程”。另据2011年一项针对18个省区的调查，农民“被上楼”的比例接近20％。
关于这场运动的动力，通常被归之于“土地财政”，也有人视之为地方政府或个人的“资本原始积累”。这些认识都属确当，但还需要看到其中的文化动力，也就是我曾经分析过的城市信仰和“贱农主义”。二者都属于发展主义在中国的极端形态，从观念的角度来看，无异于又一场文化意义上的大革命，其实践形态也必然是大破坏。当城市化成为信仰、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成为现代图腾，将农业、农村和农民视为落后的存在，有意识地铲除村庄、驱使“农民变市民”也就势属必然。当然，文化动力与经济、政治动力是密不可分、相互强化的。一个未被注意到的重大事实是，恰恰是在取消农业税之后，不再是直接税源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都成了地方政府眼中的包袱或多余之物，从而既促使贱农主义的深化，也加剧了“消灭”农村、农民
乃至农业的运动。
不应否认“和谐征地”、“和谐拆迁”的存在，但众多的研究证明，圈地通常是单方面的“公告征地”，缺少基本的协商程序，也不以农民的同意为前提，补偿条件通常较低且发放延期，而低标准又会遭遇“腐败”和“关系”。因此，征地—拆迁在政府与农民之间和农民内部表现为双重的不公正，强制性和抵抗也就因此而生。一项涉及17个省区662个乡镇的调查显示，有17.6%的被征地受访者表示政府采取了强制手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江苏、山东、四川和北京的39个村庄的调查发现，有36%的村庄发生过相关暴力事件。将这两项比例与每年涉及数万个村庄、数百万农民的征地—拆迁联系起来，能够察知暴力发生的绝对数量。
圈地运动中的暴力是高度组织化的。包括公检法司在内的整个权力体系会被动员，针对单个“钉子户”的行动可能就达上百人，针对整个村庄或多数村民的行动则会多至数千人。许多行动是在夜间或黎明前进行，其行为之粗野令人想到“鬼子进村”的光景。被征地拆迁者的激烈的抵抗则使“开”被解释为必要措施。“黑社会”分子广泛而深度地参与其中（不应忘记2005年的河北定州事件，以及近期的山东平度事件），他们可能是独自行动，也可以威严地汇入政府的队伍——地方官不再忌讳这种公然的合流，他们需要借助于“黑社会”的威势。
在多方参与和多种形式的围剿中，恶性事件层出不穷，最惨烈的是自焚。以这种最极端的方式表达抗议和绝望的，仅在2010年就有10起，其中包括江苏省东海县黄川镇陶兴尧-陶会西父子自焚案、江西省宜黄县凤冈镇罗志凤-钟如琴母女自焚案；在江苏一省，2003年以来可以检索到的就有15起。在21世纪的中国，这种“小概率事件”的发生频率之高，实在是令人震惊，也令人想到那些对“钉子户”的污名化实在是冷血和无理。至于征地拆迁引发的“体性事件”，根据我的推算，在1993年可能有2000-4000件，十年后上升到14000-26000多件，2011年则在45000-83000件——其中有数千起暴力冲突事件，伴随着数千人规模的死伤。
大规模、高频率的暴力冲突与地方主政者的暴力倾向——“滥用警力对待众”、“习惯于让公安机关冲锋陷阵”——直接相关。比如，前昆明市委书记张田欣针对晋宁县的农民就调动了1000多名武装警察，并出动了装甲车；被称为“拆迁大佐”的前普洱市长沈培平针对孟连县胶农的抗议下令武警和警察出动，才导致事件升级。许多强征行动都跟有消防车、救护车的细节表明，地方政府对暴力的后果有充分预见，而这种后果被视为必要的代价或不可避免，“没有就没有新中国”之类的说辞就是其明显体现。需要强调的是，主政者的暴力倾向会助长执行者的施暴气焰：在自焚即将发生时，继续进行；在明显要发生流血事件时，推土机还轰鸣不至止。根据我所收集的案例，在2010-2013年，全国至少有20位农民丧
身于征地-拆迁的各种机器之下。这意味着，阻碍机器者可能还抱有不会遭到碾压的侥幸，但机器的掌控者及其背后的主人已经无所顾忌。人命被简化成了“用人民币解决”的问题。
指出中国的圈地运动极为迅猛，以及它的异常暴烈，依然不能完整地揭示它的特征。它的许多重要特征，需要通过与英国的圈地运动进行比较后才能清晰地呈现。
英国的“圈地”是针对“敞地”而言，包括圈围敞地、公地，以及林地、沼泽地、荒地。最初的圈地在12世纪已经零星地出现，多是农民或佃户之间为方便耕作而交换分散的条地为整块田地，带有掠夺性的圈地运动则始于15世纪后期，它是指“有人把别人的公用地夺取并圈围起来”，伴随着拆毁农舍、驱逐农民的现象。这一运动经历了大约400年，有记录可查的圈地面积达731万英亩（4386万亩），其中1801—1831年间达351万英亩（2107万亩）。圈地者包括领主和贵族、新兴的地主和商人、律师，以及上层自耕农和佃农，但主要是地主、商人和作为租地农场主的上层富裕农民。圈占土地的用途在17世纪以前主要是改为牧场、种植日渐发达的纺织业所需要的染料作物，此后则主要是通过农业改良种植粮食作物，构成“农业革命”的一部分。
正如许多文献表述的那样，作为“漫长的征服和攫取过程”，英国的圈地运动包含着“杀戮、压
迫、政治交易”，在18和19世纪更表现为“对农民阶级的碾压”，使人想到“大英帝国的第一个殖民地其实是英格兰本身”。马克思认为，它在早期是作为个人的暴力行为进行的，后期的议会圈地则表现为法律本身成了掠夺人民土地的工具，而对农民土地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剥夺”是19世纪初的“清扫领地”（Clearing of Estates）或“清洗”（Clearances）行动，它“是英国的一切剥夺方法的顶点”，在苏格兰则有着“一举完成的巨大规模”。借用一位名叫萨默斯的作家写于1848年的话说，“清扫和驱逐人民，象在美洲和澳洲的荒野上砍除树木和灌木丛一样……”
英国圈地运动的后果是“严重的混乱和苦难”、许多人的背井离乡和穷困潦倒，以及农民阶级的无效但不断的反抗。它的长期历史影响则如马克思所言，构成了资本原始积累的全部过程的基础，“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促成了农业革命，并为工业革命准备了两个先决条件：为工厂提供了劳动力，为城市提供了粮食。在政治和社会结构层面，它消灭了整个农民阶级，催生出大土地所有者，构成了“英国寡头政治的贵族领地的基础”，造就了贫富分化的鸿沟：到1873年，若将平均占地500英亩的大约曼到14000多英亩的贵族看做大土地所有者，他们的户数（13802）仅是总户数的1.3%，却占据了全部土地的70.7%，而占总户数72.3%的茅舍农只拥有土地的0.46%。直至21世纪初，这种鸿沟并未缩
小：占英国总人口0.6%的最富有者拥有这个国家3/4的土地。在一位从事有机农业实践的社区工作者看来，它“在当代英国的景观、人、食物体系和日常工作中都留下了痕迹”，而“与之对抗的理由不再只是社会正义，也包含了环境正义、生物多样性和对英国农业健康发展的需求”。这里所说的“痕迹”集中表现为多数中国学者难以理解的失衡：高度集中的土地所有制和欧洲最大规模的农场，以及只有1%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