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学、国际政治学研究，甚至日常谈话中，人们经常使用“地缘政治”和“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的术语。那么，究竟什么是地缘政治和地缘政治学呢？人们在使用和谈论它们的时候，又是指的什么呢？
关于地缘政治学的概念，拉祖瓦耶夫归结了三类基本观点：
一、地缘政治学突出了地理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侧重于地理对政治的影响。
二、把地缘政治学推广到大国争夺世界或地区优势和权力的斗争上，最一般的是，人们称国家间竞争，特别是全球性竞争的典型情况为地缘政治。
三、地缘政治学首先反映了国际舞台上争取权力的斗争同地理的联系，地缘政治学被看作外交政策的工具，它从地理决定论原则出发规定外交政策的可能性和优先权。
奥图泰尔总结了二战以来对地缘政治学的三种主要用法：
一、用作描述特定地区或问题的概览（survey），以便把握被认定为外部事实的事物的明显特
征。在这种用法下，地缘政治学就是对某一问题进行考察的分析工具。如，关于X的地缘政治，X可以指石油、资源、能源、信息、中东、中美洲、欧洲等。
二、地缘政治几乎是现实政治的同义语。这几乎全部来自基辛格的遗产。基辛格用“地缘政治”一词来描述他力求在世界政治中维持“有利的均衡”的努力。这样，地缘政治学就是一种不含任何意识形态或感情彩的马基雅维里主义的方法。
三、作为大战略的同义语。这一视角关注地理在国际关系中的中心作用。该视角把永久的地理因素视为国家行为的驱动力。地理成为政策和战略制定的重要依据，地缘政治学成为大战略制定的一种方法。
圈地运动斯隆通过评价地理同国际关系之间关系的性质，实际上给出了他对地缘政治学概念的三种理解：
一、认为这种关系是政策的一个目标，是两个或各个国家之间冲突中的奖赏。当国家行使对领土的控制时，其领土的任何一部分都成为同他国冲突的根源，从这一前提出发，国家的基本职能之一就是成功保卫其不受外部世界的攻击。对国家政治权威地理范围的关注是国际关系学者对地理最通常的看法。地理是国际政治的基础之一，就像象棋的棋盘。
二、对领土的第二种观点是关于环境的观点，这一视角集中研究环境对人和社会给予的影响、制约和机遇。这一视角既是自然的，又是历史的。它包括所有动物志、植物志、地形、气候特征。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是最持久和最稳定的，所以，这就为通过地理来研究人和社会提供了方法和手段。
三、地理作为军事行动或政策决策的舞台。这种理解更加抽象、简单化和模式化。动物志、植物志不再相关。军事战略家或指挥官只会解读那些同军事目标相关的地理特征，政治决策者在决定战略政策的优先次序时也是如此。
在谈到地理对战略的影响时，格雷认为地理对战略有三种影响：
一、它是战略设计和实施的自然场地和舞台。
二、作为每一环境独有的自然变量。
三、地理激发了高级理论的宏大叙事，即对地缘政治学的通常理解。在这种理解下，地缘政治学的主要工具是政治地图，其方法论是对政治地图特征的考察，以求理解地图所揭示的现象和产生政治地图不同形态的进程，世界政治舞台可以被视为是由空间事物及空间事物的互
动所构成的。
奥图泰尔还把地缘政治理论分成四种类型：
一、领导人和外交官僚机构的应用的地缘政治学。它研究的是通常的地理理解和认识如何框定了外交政策决策中的观念。
二、战略研究层次上的正式的地缘政治学。正式的地缘政治学是指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地缘政治思想”或“地缘政治传统”。它是在特定地方和语境下提出地缘政治思想的学者、机构的问题领域。
三、作为跨国大众文化载体的大众的地缘政治学。大众的地缘政治学由受各种媒体影响的大众文化所创造，其核心是某种集体的、全民性的或跨国性的对边界以外地方和人民的理解和认识的社会建构和模式化。
四、结构性的地缘政治学。结构性地缘政治学是对那些制约所有国家外交政策实施的结构性进程和趋势的研究。
可以看出，对地缘政治学的理解是多元的。根据人们对地缘政治学的既有理解和使用，我们可以概括地缘政治学概念的不同视角：如大战略的视角、人——境关系的视角、现实政治的视角、国际体系结构的视角等。这些视角代表了迄今人们在各种场合使用“地缘政治学”概念时最经常的指代。
一九九○年代初期，由於蘇聯解體導致國際體系結構產生劇變，致使「兩極體系」演變為「一超多強」型態。美國雖成為全球獨強，但亞太地區卻因蘇聯解體，權力平衡出現不穩 定的局勢。此時，中共卻因「改革開放」專注經濟發展，綜合國力逐漸增強，並漸漸的取代俄羅斯在亞洲的地緣政治利益，以致「中共崛起」逐漸成為亞洲的區域強權，致使西方各國感受到「中國威脅論」的壓力。中共的地緣環境國土遼闊，有2萬多公里的大陸邊界線，並與15 個國家相鄰，有1.8萬公里的海岸線與6 個國家相鄰，可謂陸海兼備，且其部分週邊國家乃區域或全球性的強權國家，如美、俄、日、印等國。因此，中共必然重視其地緣政治利益，積極發展週邊關係，以建立成為區域大國的地緣戰略為目標。拿破崙曾說，「瞭解一個國家的地理，就可以瞭解其外交政策。」故中共近年來一系列的「週邊關係」發展與行為變化，會對亞太地區及台湾的地緣政治利益有何影響，實值得我們注意觀察與瞭解。
冷戰結束後，「地緣政治」進一步擺脫了狹隘的地理因素束縛，進入了研究地理環境與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科技、文化關係的階段，因此這一形容詞仍為學者與政治人物所 重視。如它使人們聯想到波斯灣的石油供給、分佈不均的戰略礦產、各大陸的農業潛力、險要的海上通道、日益減少的自然資源等等，均可意識到地緣政治的重要性。因此，現階段要瞭解中共的對外行為，筆者試圖以地緣政治的觀點切入分析中共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政策上的「週邊關係」發展，來探討中共在後冷戰時期的國際環境地位。由於後冷戰時期世界新秩序的重組，國際關係轉向「以經濟競爭取代軍事對抗；以談判合作化解敵對衝突」之區域合作與多邊會談的和解氣氛中。正符合中共的國際新秩序觀，即「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之間一切分歧和爭端」，「通過對話協商增加相互瞭解信任，通過多邊、雙邊協調合作逐步解決彼此間的矛盾和問題」。因此，中共對外的「週邊關係」發展，經個人研究認為是中共在歷經國內、外環境的變遷，藉由經濟改革，全力發展經濟，厚植綜合國力，調整對外政策，透過對話與合作方式，化解國家間的分歧和爭端。而且「週邊關係」更可以說是中共結合西方和中國固有的地緣政治與中共毛、鄧、江三代領導人的對外思想，辯證發展出具有以國家利益、民族意識及地緣政治的「中國特外交政策」，以營造和平穩定安全的「週邊關係」環境，使中共在多極化世界中，已建立成為區域「一極」的大國地位，並積極朝向經濟大國的方向努力，提昇綜合國力，爭取國際地位。
關鍵詞：週邊關係、地緣政治、大國外交、新安全觀
二东方「一小对一大」的地缘政治特点决定了东方大陆文明体系的形成
所谓「一小对一大」是指，一小岛国日本对应一大陆国家──中国进行岛陆文明营养交换的东亚地缘政治特点。中国是东亚大陆唯一的大国，小岛国日本孤陷大陆之外，东亚岛陆间形成了相互割裂的格局。大陆与日本在地理上的距离是一个绝不能忽视的问题。日本距大陆比较远，北隔日本海、南隔黄海与欧亚大陆相望。欧亚大陆与日本较近的地方也仅是这个大陆的突出部分、略狭长的朝鲜半岛。这一点不像英国：大不列颠岛与欧洲大陆有着较大的亲和面。中日间所谓「一衣带水」实际是：朝鲜海峡是日本与大陆最沾边的地方，而朝鲜海峡比多佛尔海峡要宽不少。另外，在日本附近，也没有像地中海那样适於海洋贸易发展的环境：北方是中国的库页岛；遥远的西南方，是地处热带的岛国（今菲律宾）；东方更是无际的太平洋。这样的地理环境造成了日本在历史上长期的与世隔绝。
由於不具备发展海洋贸易的自然地理环境，近代之前的中国与海外的商业贸易主要通过陆上的「丝绸之路」进行。中国的海洋贸易因与「大一统」的统治体系相冲突，存在着发展受限制、影响小等许多问题，难以形成大气候。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大陆国家，而日本是一个
面积狭小的岛国，国力相差悬殊，这使日本很难以一个平等者的身份与中国交流。「一小对一大」的格局，使中国得以专注於国内的统治，而无须应付来自海洋的挑战。
尽管日本具备缘於岛国地缘危机的先天「出海」动力，但西向被强大的「大一统」的超级封建帝国──中国所压制；东向被浩瀚无际的太平洋所阻隔，从而陷入「锁国」的孤独状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西方殖民者的到来。十五、十六世纪是资本主义萌芽在世界 围内产生的时期，日本与大陆的经济贸易联系不像英国与欧陆诸国关系那样有着丰富的选择性。日本对明代中国出口的产品是：纯铜、硫磺、摺扇、屏风、画轴、腰刀等，生产这些产品的原料大多可以就地取材，一时难以形成外向型经济，因为它用不着来料加工。造成日本产品 围如此狭小的原因，一是市场选择的 围有限，即主要是中国大陆；二是自然条件的限制，多火山、地震，资源贫乏，所以只能因地制宜。由於这些经自然和地缘选择的产品对占用土地的要求不高，对国家产业结构的变化影响较小，因此，这种产业经济也就难以像英国的「圈地运动」那样强烈地冲击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相反还对封建权威有着较强的依赖。这个时期的日本与英国的不同之处主要在於，英国的对外贸易与自身经济产业的外向发展配合较好，最终对英国的资产阶级变革产生重要影响，迫使君权不得不与经济发展相适应；而日本的产业经济发展相对其对外贸易来说明显滞後，这使日本封建制度的保守状态得以维持，结果是闭
关锁国。一般来说，古今中外，统治者在仍有利可图时，绝不会轻易放弃现有的特权、既得利益，去主动变革制度。因为新鲜事物对他们来说总是不可测的。虽然德川家族表现得热衷於对外贸易，并在一段时间内对基督教传教士表示友好，但当其感到这一切危及自身的统治秩序时，便开始保守起来，采取了封闭政策。实施这一国策的好处是，既能保持国内的政治稳定，又能做到有利可图。
日本武士道的出现，也与得到较少的新制度「营养」有关。日本出现尚武精神 ──武士道，这是其国情决定的。在中国可以「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上坐天下」，因为中国太大了，很难想像统治者终日疲於四处征战。所以，人治也符合封建社会的中国国情。但日本就不同了，因国家小，「马上坐天下」是做得到的。19世纪，面对西方列强的挑战，日本作为地域狭小的岛国，毫无退路，终於将自己独特的、经过扬弃的儒家传统──武士道与西方现代性相结合，通过「维新」改革走向近代，最终成就了对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大陆大国的有效挑战。
中国背靠青藏高原和大面积的荒漠，面向茫茫无际的太平洋，有着连成一个整体的广阔平原和优越的农耕条件。这样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中国在与世隔绝中自得其乐地醉心於大陆农业文
明。中国在政治上，依靠道德高尚的圣贤通过道德感化来治理国家，把人治与礼治、德政结合起来；在经济上，则表现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国的这种封闭孤独，还曾一度被不明就里的西方人视为「神秘」。这层神秘的面纱直到1840年被西方的利炮击破时，面纱两边的人才如梦方醒。其实西方海洋文明以隆隆炮声给中国提供的「叫早服务」，早在16世纪初殖民主义者沿着「新航路」向东方扩展时就开始了。1553年，葡萄牙人非法窃据了澳门。1626年，西班牙人侵占了台北的基隆和淡水；1642年，荷兰人又击败西班牙独占台湾。英国於1637年闯入广东，炮轰虎门。尽管西方列强纷纷袭来，但中国仍在酣睡。在中国历史上，只有陆缘政治危机，多来自於中原北方游牧民族，少有来自海洋的地缘政治危机，中国缺乏作为濒海大陆国家对地缘政治的起码认识，对来自海洋的威胁估计不足，对西方的海洋挑战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也没有深刻的反省。
总的说来，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封建帝王时代，中国广阔的疆域弱化了地缘政治危机对之的压力。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中国四万万众向成一片散沙」，这影响到中、日在同时遭西方海洋文明的挑战时，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来自西方文明的挑战，较小的危险在日本竟导致了更大的恐慌。这是因为，日本面积较小，西方的到来，便立即威胁到全境，不论是幕府活动的中心江户还是首都京都，各地人们的危机意识几乎相差无几。所以，从一开始，
外国列强便被描写成为一个真正的威胁。在整个这个时代，人们都可以意识到在外来威胁面前，角逐领导权的人也都把保持日本的身份地位经常放在心上。正是在这种岛国地缘政治危机的影响下，日本以天皇汇聚了民族凝聚力，废除了幕府，完成了现代革命。而中国的情况却不然，麻烦最初发生在远离首都的广州，由广大国土面积提供的政策回旋馀地，使中国皇帝错误地认为，有条件利用割地的办法拒洋人於边境地区，但这一次，西方要的却是全境。显然，在那个时代，大国的地缘政治危机作用相对於面对强敌的岛国而言有明显的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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