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评・
发展还是内卷?
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Ξ
———评彭慕兰《大分岔：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美〕　黄宗智
  提　要：彭慕兰(K enneth Pomeranz)在其新著《大分岔》中提出了一个颇具
吸引力的观点，即欧洲发展与中国内卷之间的“大分岔”是在1800年以后才出现
的。由于彭书轻视关于具体生活和生产状况的知识，偏重理论和书面数字，以致
在论证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经验性错误。彭书没有认真对待近20年来西方研究18世
纪英国的主要学术成就，即对农业革命、原始工业化、城镇发展、人口行为转型
以及消费变迁等“五大变化”的证实，把这些革命性的变化尽量写成是内卷型
(即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演变，同时又把长江三角洲经历的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描
述为发展型(即劳动边际报酬剧增)的变化，结果抹杀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其实,
英国的工业革命起源于上列五大趋势及其与英国煤矿业特早发展的偶合，而18世
纪的长江三角洲则不具备其中任何一个条件。中国后来进入的现代经济发展道路
和英国完全不同：即首先通过社会革命来进行资本积累，尔后通过农村的现代工
业化来降低农村(部分地区)的人口压力。
  关键词：内卷　发展　大分岔　中西比较　18世纪
彭慕兰认为，欧洲的发展与中国内卷之间的“大分岔”(the great divergence)是在1800年以后才出现的。在此之前，中国在人口、农业、手工业、收入及消费等方面都与欧洲了无差异。易言之，与过去20年来的学术研究让我们相信的情况相比,1800年以前欧洲的发展要远为低下，同期的中国也更少内卷化。彭慕兰选择的例证是英国和长江三角洲，前者是欧洲最发达的部分，后者是中国最先进的地区。在他看来，这两个地方之所以到19世纪才开始分道扬镳，主
Ξ在此我谨向下列同人致以谢意：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斯蒂芬・哈勒尔(Stevan Harrell)、艾仁民(Chris Isett)、李放春、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苏成捷(Matthew S ommer)、张家炎、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的三位审稿人(罗威廉[William Rowe]和两位匿名评论人)，以及特别是白凯(K athryn Bernhardt)、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周锡瑞(Joseph Esherick)和夏明方。他们在本文写作过程中为我提供了重要的建议和评论。此文由我的博士生李放春翻译，谨此向他致衷心的感谢。译稿由我自己五次校阅，基本准确。
要是因为英国非常偶然而幸运地获得了易开发的煤炭以及来自新大陆的其他原材料①。
彭的观点与以往的认识迥然有别，但他的讨论颇有吸引力。它似乎基于这样一个很合理的问题：即不仅要质疑为什么中国没能像欧洲那样发展这种欧洲中心论的观点，也要追问为什么欧洲没有循随中国那样的密集化—内卷的趋向。对许多人来说，它蕴涵了“去中心化”(de 2cen 2tralization )欧洲这一很有吸引力的诉求，这种诉求不仅针对欧洲的“启蒙现代性”，也针对我们或可称之为“启蒙经济”的东西。对中国专家来说，它还附加了将前近代中国置于与欧洲同等地位这样一种有相当吸引力的论点。在一些中国学者中间，它甚至可能引起某种民族主义的情感共鸣：近代发展过程中欧洲的胜利与中国的失败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归咎于欧洲的扩张，而非欧洲内在的某种特性。此外，诸如欧洲如何以及为何得以发展之类问题的探讨，在揭示偶变性———而非现代化理论主张的单线必然性———方面，似乎也彰显出其方法论上的力度。
然而，我们不能只是出于某种意识形态或情感的原因就简单地接纳这样的观点。我们必须追问：有关证据能否足以证明这一观点起码可能是正确的?
彭著的证据基础很难评估。该书并非基于第一手研究，而主要是依赖二手的学术文献写成。要对这本书做系统的评估尤其困难，因为它跨度极大：不仅讨论中国，而且涉及印度、日本以至东南亚；不仅利用了有关英国(或者西北欧)的研究，而且论及法国、德国乃至东欧。此外，该书还囊括了覆盖面很广的许多论题。
乍看起来，彭慕兰展示的证据似乎颇值得赞赏。他跨越了两大不同学术体的边界。对中国专家而言，该书显示了作者对欧洲研究令人敬畏的熟悉。那些认为彭著有关中国的观点有误的中国研究学者，对他使用的欧洲文献可能会感到不知所措；而认为彭著有关欧洲的论述不确的欧洲专家，则可能原谅该书在有关欧洲方面证据的薄弱，因为该书毕竟不是出自欧洲专家而是一位中国研究学者之手，而这位学者似乎充分掌握了中国研究那个仍然相当孤立领域的十分困难的语言和材料。如此一来，这本书很可能既得不到欧洲专家也得不到中国研究学者的严格评估。本文不准备对该书进行面面俱到的评论，而是集中探讨它的核心经验论证，即它涉及英国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论证②。这是彭慕兰这本书立足的基石所在。
英国的农业革命
彭慕兰认为1800年时英国和长江三角洲的农业水平大致相当，无论哪一方都不比对方发达或内卷。他的
主要经验基础涉及农业资本投入和人口转变动力。笔者将会讨论这两方面的论题。
历　史　研　究2002年第4期　
①②埃里克・琼斯(E.Jones ,Agriculture 1700—1780.In    F.Roderick ,M.Donald (eds.),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 ritain Since 1700,V olume 1:1700—1860.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pp.66—86)、罗伯特・艾伦(R.Allen ,Agriculture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In F.Roderick ,M.Donald (eds.),The Economic Hist roy of B ritain Since 1700,Second Edition ,V olume 1:1700—1860.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pp.96—122)以及安东尼・瑞格里(E.Wrigley ,Urban Growth and Agricultural Change :England and the Continent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 roy ,xv :4(Spring ,1985):683—728)均已指出，有关18世纪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数据非常少。大多数关于“英国”的研究主要基于取自英格兰的数据。这里我也按照他们的做法而不试图对英国与英格兰做过分明确的区分。
K.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China ,and the M aking of the Mordern World Economy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pp.31—34.为节约篇幅，以下凡引彭书，只在文中注明页码。
但是首先必须扼要地回顾一下18世纪英国农业革命的有关研究和证据，这些正是彭著所完全忽视的。
正如安东尼・瑞格里的研究所示，英格兰在17—18世纪的二百年间总人口增长了110%(从411万增至866万)，而农业人口所占比例却缩减了近一半，从70%减少到36125%。换言之，到1800年时占总数1/3强的人口有能力为另外2/3的人口提供粮食。考虑到当时食物进口相对较少①，这就意味着在18世纪“每单位农业劳动力产出”至少增长了3/4②。
罗伯特・艾伦在更为直接的证据基础之上得出基本一致的结论。基于庄园调查以及当时诸如阿瑟・杨(Arthur Y oung )———他于18世纪60年代游历英格兰，记录了几百个农场的详细资料———等人的观察，艾伦提出18世纪期间农业劳动人数保持稳定，而农业产出(包括谷物与家畜)却提高了不止一倍。这场18世纪的“农业革命”是在单位土地上的劳动投入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完成的。艾伦甚至估计单位土地上的劳动投入由于较多的牲畜使用以及规模效益而降低了5%③。
瑞格里鲜明地区分开总产出的增长与单位劳动产出的增长:“我考虑的是那些在实质上提高
了劳动生产率———无论按小时还是年度来衡量———的变化。”
④瑞格里这里所讲的正是拙著中称作的“发展”(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区别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内卷”(指单位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以及“密集化”(指单位土地上劳动投入的增加)⑤。瑞格里以如此的问题作
为结束，即英国农业“在一个久已充分定居的地区上”何以能够摆脱“李嘉图定律”，即单位劳动与资本投入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⑥。
埃里克・琼斯、艾伦和马克・欧维顿(Mark Overton )关于18世纪农业的论述给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的解答，同时也刻画出与长江三角洲地区鲜明的对照。在圈地运动之前，种植业与畜牧业是分开的。前者在私人土地上运作，后者则在共有土地上展开。17—18世纪圈地的拓展，使生产者得以把种植与畜牧业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系统地结合起来。在典型诺福克(Norfolk )式小麦—芜菁—大麦—三叶草轮作体制(该制度在阿瑟・杨18世纪60年代从事调查报告时已成为英国农业的普遍模式)中，粮食作物(小麦、大麦)与牲畜饲料作物(芜菁、三叶草)交替种植⑦。这一制度首先提高了牲畜产量。据艾伦估计,18世纪期间牲畜(除耕马以外)增长了73%⑧。另据琼斯计算，从1760年到1800年，耕畜以及其他牲畜均有增长，其中耕马增长了69%，其他牲畜则增长了35%⑨。此类增长也意味着农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主要是因为畜
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Jones 前引文，第73页。
Allen 前引文(1994年)，第109、113—114页。
Allen 前引书(1992年)，第111页;M.Overton ,A 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The Tt ransf or 2
m ation of the A grarian Economy ,1500—185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p.3。Wrigley 前引文，第726页。
P.Huang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 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1988(以下简称
Yangzi Delt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00,p.11；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
村发展》(以下简称《长江》
)，中华书局,2000年第2版，第11页。Wrigley 前引文，第728页，注38。
Allen 前引文,pp.102,104,107。当然，艾伦在他1992年的著作中讨论了两次农业革命:17世纪的“自耕农革命”和18世纪的“地主革命”(R.Allen ,Enclosure and the Yeom an .Oxford :Oxford Uni 2versity Press ,1992)。
Wrigley 前引文，第688、700—701、723页。
据琼斯估计，大约仅占食品消费总量的10%(Jones 前引文，第68页)。
肥、畜力使用的增加以及饲料作物的固氮作用对土壤肥力的提高①。最后，诺福克制度下的耕地可以和
牧场轮流交替，形成“转换型牲畜饲养”(convertible husbandry )，从而恢复或提高地力②。当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有其他原因，包括种子改良，新牲畜品种、宰牲方法的改进、规模效益等等。但与长江三角洲相比，所凸显出来的变化乃是或可称为单位农场劳动的“资本化”，亦即畜力畜肥使用的增加。
长江三角洲的农业
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区域———大约占总面积的一半，在1816年时人口多达1200万，而耕地面积只有1500万亩，即250万英亩(6亩=1英亩)。这与英国不同，后者在1800年时总人口为866万,“农业用地”则为3560万英亩，还有牧场、草地和公共用地③。而且，相对英格兰种植业、畜牧业混合的农业体制而言，长江三角洲几乎是单一的种植业经济，单位劳动的资本化程度也相应较低。对比愈发鲜明的是，当18世纪英格兰的农业资本化不断增长之时，长江三角洲却正往更高的劳动密集化这一相反的方向演变。结果无疑是劳动边际报酬的递减，亦即我所说的内卷。下面逐一检视这些趋势。
(一)单一种植业农业
英国农业体系中耕地与牧场轮替，其中耕地又轮流种植饲料作物与粮食；而长江三角洲地区则几乎完全种植粮食。典型的长江三角洲农田种植春水稻，然后是冬小麦④。没有种植粮食作物的地方，农田里一般种植棉花或者桑树(下面还有讨论)。只有数量不多的紫云英(红花草)作为冬作物来种植，而且主要是用作绿肥，有时候也会用作家畜饲料(20世纪30年代比较精确的数据表明，在三角洲地区紫云英的种植面
积占总播种面积的019%)⑤。农户饲养的家畜主要是食泔水的猪，而不像英格兰那样主要是食草的马、羊或者牛。圈地运动
农业史家都熟知一个基本事实，即在既定技术水平下，单位土地上种植农作物较之牧畜(即提供肉、奶以及乳酪)能供养更多的人口。卜凯(John Lossing Buck )在其就中国农场经济的宏篇大著中提出，这一比率为6∶1或7∶1⑥。这意味着在土地数量既定的前提下，如果缺乏重
历　史　研　究
①②③④⑤⑥J.Buck ,L and Utiliz ation in China .p.12.
(清)姜皋:《浦泖农咨》，上海出版社,1963年，第7页(上、下)；陈恒力、王达编《补农书校释》
(即《沈氏农书》(无出版日期)以及张履祥的《补〈沈氏农书〉》
)，农业出版社,1983年，第15页;019%的数据来自J.Buck L and Utiliz ation in China :S tatistics (University of Nanking ,1937)第178页。需要注意的是，紫云英比苜蓿更为常用。
Li Bozhong ,A 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 ,1620—1850(以下简称Jiangnan ).New Y ork :St.
Martin πs Press ,1998,pp.39—40,50；参较第6、15页。
这些数字所指包括松江府、苏州府、太仓州及无锡县与江阴县，但不包括其北的通州、其南的嘉兴与
湖州府，以及常州府的其余部分。这中间的一半是我1990年的那本著作论述的中心。这里给出的数据采自Huang ,Yangzi Delta 附录部分，表B 11，第341—342页、黄宗智《长江》第339—340页。英国人口数字采自Wrigley 前引文第700页。“农业用地”数据指的是英格兰与威尔士，采自Allen 前引文第104页。
Overton 前引书，第116—117页。
此外，芜菁也有抑制清除杂草的作用(Overton 前引书，第3页)。Overton 在同书第118页提供了诺福
克体系整体效果的定量表述。
大的技术变迁，高人口密度最终将排除畜牧业而使土地利用走向单一型的种植业格局。在英国(及欧洲)，其农业产出中庄稼和牲畜部分通常情况下大致相等；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农业，至少从17世纪起就已经基本上只生产粮食①。1952年的精确数据显示，当年牲畜(包括渔业)仅占中国农业总产出的1118%②。
18世纪英国的种植业—畜牧业的混合型农业与中国的以种植业为主的单一型农业的基本差异，也解释了两地人民在饮食方面的基本不同。在英国人的典型膳食中，粮食(面包)和乳酪、黄油、奶、肉所占比例相当③。中国人的食谱则主要由粮食组成，再辅以比重较小的“菜”———对农民而言仅包括蔬菜，特殊
场合下也有肉(主要是猪肉，间或有禽、蛋)。
饮食之外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比较衣着。依靠畜产品供养人口的逻辑同样贯穿于衣着方面，例如，为既定数量的人口供应羊毛远较供应棉花所占用的土地为多。而且，种植棉花要比养羊以出产羊毛要求更多的劳动投入。18世纪的英国人主要依靠羊毛裁制冬装，而同时期的中国农民则几乎完全靠棉衣过冬(虽然上层阶级的确消费不少丝绸)。这也展示出两种农业体系中畜牧业所占比例的不同。
在其他条件相等的前提下，种植业与畜牧业相结合的农业显然形成了更为“资本密集”的农业体系，亦即单位劳动更多地使用畜肥和畜力，以及增强土壤肥力的饲料作物。而在单一型的种植业农业经济体系中，土地上的人口压力排挤掉了畜牧业以达到单位土地产出的最大化，但这不可避免地是通过单位劳动较少的资本投入从而是较低的单位劳动生产率来实现的。
日本满铁(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学者20世纪30年代的田野调查留下的资料，清晰地展示出这一逻辑。在30年代的华北平原，一个男雇工的工资实际上限制在和驴价相等的水平，仅相当于马或者骡子(可以提供两倍于驴的畜力)价格的一半。这样，一个带驴佣工的人就能得到相当于两个人的工资。这一等值基于如下事实：农忙时节饲养驴的耗费和人相当，而饲养骡子或马的耗费则是人的两倍。在这种情况下，农事中牲畜的使用逐渐降低到尽可能低的水平，即仅仅用于生产周期中那些单靠人力难以完成的环节(主要是犁地)。食用型牲畜(除了猪这种可以喂泔水的家畜以外)饲养也基本被排除。随之，畜肥(除猪粪以外的)使用减少，这进而也意味着必然的低劳动生产率④。
琼斯在其有关英国农业的研究中强调了混合型农业体系的重要性。彭慕兰讨论了琼斯的著作及其分析，却声称英国(欧洲)与中国农业在资本投入方面并无差异。他认为英国与旱作的华北平原每英亩的肥料使用“大致相当”(第31—34、302—306页)。这里他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论证逻辑。内卷的要旨在于单位土地上劳动投入的高度密集和单位劳动的边际报酬减少。给定单位面积不同的劳动密集度，再来说单位面积肥料投入在两个地区大致相当，实际上是为中国单位劳动非常低的资本投入事实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彭慕兰在这里及其著作中的其他地方，没有把握住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之间以及单位土地上劳动密集度和单位劳动资本化程度之间的重要区别。
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
①②③④P.Huang ,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 (以下简称North China ).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第8章，特别是第148页；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以下简称《华北》)，中华书局,2000年第2版，第153页。
J.Drummond ,  A.Wilbraham ,The Englishm an πs Food .London :Jonathan Cape ,1958[1939],pp.
206—210.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第150页。
陈恒力、王达编前引书；姜皋前引书。